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抉择，是顺势而为、取势而上的英明决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迎接挑战强大自己，做成了大事，化解了难事，办成了实事，充分体现了实践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最鲜活、最直接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发展方位的时代特色

　　方位决定方略，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形势正确的观察。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抉择，是顺势而为、取势而上的英明决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经济方位看，中国正站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新起点上。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67.7万亿元，合计超过1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开出了一列“特别快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但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有经济规模不等于有经济竞争力。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至少是“五个过”的严峻挑战：一是过剩，即产能严重过剩，钢材、水泥、煤炭、汽车多个产业的产能过剩率超过20%；二是过多，即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平均消耗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三是过高，即对外依存度过高，石油、铁矿石、铝土矿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四是过大，即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差距过大；五是过低，即经济质量过低，高端的、有效的供给不足，低端的、无效的供给有余。同时，中国原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却在逐步逼近。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站在“新常态”的发展方位上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二，从政治方位看，党的执政地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新“赶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著名的“赶考论”，67年的执政生涯，我们党向“主考官”——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执政答卷。然而，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更加复杂的“新赶考”。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党的寿命超过一百年，没有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时间超过80年，而中国共产党已拥有95年的建党历史、67年的执政历史，并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是名副其实的“老党”、“大党”和“长期执政党”。我们党在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执政风险，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个风险”；面临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的严重侵蚀；面临着庸政、懒政、散政、怠政，以及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为官不为”的“准腐败”，等等。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作风、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所面临的“大赶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应对这种“新赶考”的抉择。

　　其三，从社会方位看，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之一，是我们党对全体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说到必须做到。“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个五年，众多的难题和民生需求，均集中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党已进入“民生政治”时代，人民群众对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环保、分配、文化、安全等公共服务有着更多、更好、更快的需求，对应享有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有着更现实、更直接、更迫切的需求，而新的社会组织层出不穷，新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快，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危机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集中凸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方位的必然选择。

　　其四，从国际方位看，中国正处于世界格局大调整，全球治理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中国大转折是伴随着世界大转折而进行的。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苏任重道远，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反倾销”案件有50%是针对中国的。同时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中国责任论”到“唱衰中国”，中国在取得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也遭到西方某些人不怀好意的阻挠、忌妒。大转折必然伴随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全球治理体系将在“重新洗牌”、“重新抢滩”中变得更为复杂，必然要求中国当政者拿出更富有智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