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帝吧出征”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传播技术对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而且还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使得民族主义以“粉丝民族主义”的新面貌出现。反过来，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也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方面成功地驯化了新媒体，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对此类现象不宜做简单否定，应该看到新媒体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文化的视角去观察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新媒体的驯化。

　　关 键 词：民族主义/粉丝民族主义/帝吧出征/新媒体/网络亚文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政治民主”(项目编号：10XNJ029)的研究成果。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脑残不死，圣战不止”①，如果说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Facebook让大众媒体和许多不熟悉网络亚文化的观者感到新奇的话，那么其后的帝吧出征正在变成一种主流的日常仪式。

　　所谓“帝吧”(D8)，最初是百度贴吧中的中国足球前锋李毅的球迷社区，但是在2005年中国足球表现不佳，李毅发表争议言论及行为引发批评后(李毅曾自夸“我的护球像亨利”，被网民讽刺为“亨利大帝”“李毅大帝”，“帝吧”之名由此而来)，变成了一个网民恶搞李毅及中国足球、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并逐渐由体育社区演化为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网友俱乐部(关注用户2600多万，发帖9.4亿多)，形成了独特的戏谑与反讽亚文化。

　　2016年12月31日晚上9点30分，为了声援魏明仁，帝吧再次出征Facebook，在魏明仁、蔡英文、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台湾陆军总部的主页集中留言。②起因是台湾南投县人魏明仁号召台湾民众于2017年元旦在彰化县参加升五星红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升旗典礼。

　　2017年1月20日下午，因为日本APA酒店拒绝撤回之前被微博曝光的在酒店房间摆放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的右翼书籍，@Jiuers青年(前帝吧出征组织)在微博发布“出征”倡议书，目标是日本APA酒店、该酒店的CEO元谷外志雄为宣传右翼思想开办的学校圣胜兵塾，以及部分日本右翼分子(百田尚树、石平太郎等)的Facebook主页。不同的是，此次的行动标签不再是“出征”之类的战争概念，而是更加主流而严肃的“中国青年为历史发声”，还吸引了台湾网民加入。

　　帝吧有十多年的“爆吧”传统，但是基本限于百度贴吧的内斗，帝吧“走向海外”始于2016年初。针对台湾演员周子瑜的“台独言论”争议升级，再加之民进党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进一步引起了帝吧用户的愤怒，1月20日他们号召网民远征Facebook，在蔡英文以及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主页下留言洗版。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模式。随后在反对英国维珍航空种族歧视事件、抵制“台独艺人戴立忍”事件、抗议“赵薇背后的资本控制网络舆论”事件，再到上面提到的2017年初的两次事件中，“帝吧出征”模式一再重复，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主义运动剧目。

　　针对2016年的帝吧出征，学者们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从行动者的逻辑、使用的符号、情感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均做了富有启发的探讨。③本文打算在这些讨论及其他相关研究④的基础之上，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民族主义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新媒体技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到何种影响。

　　本文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消解并重组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情境，使得过去不相关的思维和行为逻辑被打通，既改变了民族主义表达中使用的象征符号与表现形式，也为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它还促进了民族主义本身的变化与转型。在从基于大众媒体的民族主义到基于新媒体的民族主义的变化过程中，参与者成功地将新媒体驯化为建构民族身份的中介，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结果新媒体不仅没有消除族群之间的差异与误解，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现象。

　　一、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

　　1.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在日常话语中我们会区分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然而本文使用“民族主义”时，把它视为中性的学术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某些场合也会被污名化。

　　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其主张众多，但基本目标有三个：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民族的)真实性、连续性、尊严、天命、友谊(“爱”)和祖国。⑤按照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其基本主张就是政治和民族单位应是一致的，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⑥但是随着第三波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⑦告一段落之后，民族自治的问题虽然并未消失，但却不再是唯一的焦点。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不仅包括国土和政治问题，还包括民族身份与文化问题。⑧“遥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在远离传统政治的文化领域或商业消费中被唤醒，并成为官方民族主义政治背后那个真正起作用的民族主义幽灵。因此相比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运动，本文更关注自下而上的草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其中个体的文化体验如何与宏大的政治勾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