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的中国，处在走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内忧外患的中国，也不同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可以以一种更加从容、更加恢弘的气度来谋划未来。

　　今年将迎来“新文化运动”（泛指1915—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100周年纪念，近期思想舆论界就此已展开讨论，不过许多论者热衷的，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反思和批判，甚至不乏全盘否定者。其中，对“五四”（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及现代中国革命的批判性反思由来已久，但在新形势下发起的新一轮“攻势”，绝不仅仅是历史争鸣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

　　所谓对“五四”的批判性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这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启蒙运动，旨在打破封建文化藩篱的束缚，唤起个体自觉与个性自由，但“五四”打断了这一进程，使其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作为启蒙主体的“个人”被“民族”给淹没了。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以“五四”为界线，把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成两段，肯定“五四”前一段，否定“五四”后一段。究其实质，就是把“五四”分为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是反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打倒“孔家店”、唤起个人主体自觉的“五四”；“政治的五四”是唤起民族主体自觉、反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霸权、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五四”。而其主张，即是接续“文化的五四”未竟的使命，将“启蒙”进行到底，将被“政治的五四”耽搁的“个人解放”事业重新发扬。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论断曾在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至今仍有人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这一论断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并非偶然，表面看来是对“五四”的批评，实则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批评；其次，这一论断内在的矛盾在于，它一方面批评“五四”的政治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却延续“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即强烈的反传统主义。问题在于，“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能否分割开来？要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五四”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标志着一个崭新时刻的到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照毛泽东的经典论述，是要创造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不同于此前的新社会形态。把“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割裂开来，必然要改写这一历史叙事。其中的问题是，这样的“新启蒙主义”大概不是继承而是背离了“五四”的启蒙精神。

　　对于“五四”启蒙精神的准确理解，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论者往往容易看到“五四”的果，却常常忽视“五四”的因。正是因为“五四”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所以论者倾向于将对中国革命的反思追溯和转化为对“五四”的反思，仿佛“五四”的发生和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扭转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之事，却从根本上遗忘了，“五四”的正当性恰恰源于“五四”的历史必然性。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告诉我们，要把“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放在整个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五四”之于中国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