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某工厂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该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据调查，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股份。李鹏的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

　　学生为何命丧导师的公司

　　检索张建雨的资料，其作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的主要科研成果，大多与“蜡业”相关。因此，焦耳蜡业有限公司很可能即是张建雨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又是其谋求经济利益的变现渠道。而他的学生李鹏在公司里所做的工作，则既是其研究课程的一部分，又是为导师的经营活动打工。而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我国教育体制中最为舆论所诟病的部分。

　　科研、教学、应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于张建雨这种基本放弃理论研究，而专事应用研究的“硕导”而言，科研、教学均着眼于应用，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从企业承接应用研究课题，是这些导师们最大的课题经费来源，而帮助导师完成这类课题，也就是学生们的分内之事。只要课题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应用领域的前瞻性，则委托者、学校、导师、学生，都会有所收获，实现多赢。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导师是否过多地承担了企业课题，或导师是否变成了老板——真正的问题是，导师所研究的课题是否确有学术价值，及导师为学生布置的工作，能否触及这个课题的核心部分。如果两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学生即使是“给老板打工”，也会在“打工”过程中领会导师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反之，只要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则学生就真成了打工仔，差别只是工资远远低于其他打工者而已。

　　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前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只能寄希望于学校对科研课题及实验程序的严格把关。达不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课题，虽然能给导师和学校带来经济收益，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却是误人子弟，因此应予坚决否定。同时，学校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指派其从事与学业研究无关的事务性劳动，学校应该及时介入、纠正，这既是对学生前途负责，也是对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负责。

　　（原载5月30日《北京青年报》，作者张天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