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发现、揭示、剥离那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就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剥离人为干扰，一步步地靠近历史真实，这是一个永无休止地追求真理的过程。 

　　4月9—10日，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举办了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信息的流转：近代早期的文献记载”（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Record Keeping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探讨了1500—1800年间文献记载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史料记载本身是否中立、客观？历史文献如何影响今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历史工作者如何判断、利用文献？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内外相关学者。

　　文献记载、保存或销毁有政治意图 

　　1500—1800年，文献记载在西方世界得到极大发展。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近代早期历史讲师菲利波·德维沃（Filippo DE VIVO）对本报记者表示，“文献在诞生之初并非作为史学家的‘资料库’，它们多为政治、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衍生品，是行政机构夯实权力，尤其是国家树立权威的实用工具。”

　　4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针对此次会议发表了专题文章《问与答：文献资料如何塑造历史》（Q&A: How Archives Make History），其中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杰西·斯普恩霍兹（Jesse Spohnholz）表示，自中世纪起，文献主要由政治和宗教机构记录、管理。英国剑桥大学默里·爱德华兹学院研究员凯特·彼得斯（Kate Peters）表示，大多数文献的保存都是出于行政目的，大多数被记录在案的事务也多为夯实权力、行使权能，文献的撰写和保存对于映射和维系政治权力至关重要。

　　以英国内战期间的文献记录为例，1642—1651年，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威日衰，从力量对比来看，议会方面始终占有优势。国家文献办公室（State Paper Office）管理者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竭力掩饰这一局面，凡是载有对国王不利内容的记录都被销毁和封锁。与保皇派一样，议会派也是通过文献记载确定、夯实其权力。文献记载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具有深刻政治含义：哪些被保留，哪些被销毁，背后是社会对于合理性的认知和判断，以及人类的政治参与痕迹。

　　历史文献少有边缘群体声音 

　　斯普恩霍兹表示，自19世纪初期，文献开始备受历史学家重视，被视为了解过去最为直观的窗口。历史文献如何影响今人的历史认知？德维沃表示，文献中经常掩盖了不愿公之于众的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献的保密性格外受重视。

　　德维沃表示，认识到文献记载并非中立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文献记载中鲜有女性、贫困人口、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例如，一些人口史相关研究文献通常来自教区教堂的记录，其中记录有教区每个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信息。然而，不少天主教堂记录这些信息的初衷并非为了人口历史学家的检索，而是确定天主教徒执行圣礼的情况：洗礼、婚姻、临终祈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非天主教徒的信息都被排除在外。

　　“文献记载不仅是权力的工具，还是冲突的对象。我为第一部专著在威尼斯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记录的文献资料除供研究外，还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成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收集重要信息的有力辅助工具；二是不少文员受贿后将文献泄露出去。”德维沃说。

　　史学任务在于缩小史料和历史真实的距离 

　　正如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英国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亚历山德拉·沃尔沙姆（Alexandra Walsham）所言：“当代学者往往是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互联网上检索、查阅历史文献，将这些资料从环境、语境中抽离，孤立地看文献本身。然而，环境和语境恰恰是重要的，因为任何文献的产生、组织、保存、破坏都不是中立、客观的，它们的存在本身足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最根本的关切。”

　　“但凡历史文献，即便是政府档案，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记录，都有人的主观意志在里面，都或多或少受到利益、意识形态、宗教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文献的失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距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维曾在德国和奥地利从事档案调研8年之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史学的意义和任务也正在于此，即缩小这种距离感，努力恢复历史原貌。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发现、揭示、剥离那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就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剥离人为干扰，一步步地靠近历史真实，这是一个永无休止地追求真理的过程。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外严肃的史学家大都有这方面的共识。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史料都受到主观意志的浸染，那么历史也就无所谓真实性可言。史学的本质就是根据所处时代的精神，对已知的史实和有限的史料进行演绎、附会，浓墨重彩地涂抹主观认识。但这只是极少部分人的看法。需要强调的是，但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从事实证研究工作的经历。”

　　脱离史料  史学研究就会迷失方向 

　　虽然史料脱离不了记录者、保存者主观意识的干扰，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李维对记者表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不会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使用可靠、可信的原始文献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史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实证性，即用原始材料来进行分析证明，而不是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演绎。好的理论可以辅助甚至指导研究，但却不能代替实证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未经证明的理论仍属假设。如果历史学向推理演绎的方向发展，就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史料这一问题，李维表示，要本着“宜早”、“宜多”、“宜新”三原则。何谓“宜早”？比如在纳粹德国史研究中，使用纳粹分子在战后的供词时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些人为了获得宽大处理，经常提供虚假口供。使用这类材料时，一定要比对战前档案，才能看清历史真相。

　　其次，要本着“宜多”的原则。研究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只用某一部门的材料是不行的，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关照到。只有在多条线索的交叉确定下，才能相对准确地恢复历史原貌。

　　最后，要本着“宜新”的原则。“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旧材料都是前人使用甚至裁剪过的。这就像是别人的衣服，穿不到自己身上去。要解决新问题，必须发现使用大量新材料，形成新的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