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来看，“安全”有可能超越“发展”成为21世纪的时代主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在世界范围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具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前景。”2005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以童星为首席专家的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该中心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联系起来，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社会风险—公共危机”这一“连续统”。

　　“如果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那么必然要走向跨学科研究。”童星说，回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便不难发现，在学科发展初期，为凸显本学科的必要性，各学科都强调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而时至今日，随着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研究方法日益趋同，则不宜继续强调学科边界，而应倡导跨学科研究。

　　童星与他的研究团队成员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与研究经历，该中心一开始便从内在逻辑上建立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框架。童星告诉记者，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存在三大源流，即“政治—社会”传统、“组织—制度”传统、“工程—技术”传统，这些传统都有各自的核心范畴，如“政治—社会”传统中的“风险”、“组织—制度”传统中的“危机”和“工程—技术”传统中的“灾害”。对这三个范畴进行梳理后发现，它们都试图突破各自的学术传统，呼唤有效整合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认识，该团队构建了融合风险、灾害、危机三大范畴的跨学科理论框架，在更高层面实现了学术传统整合。

　　“当前，开展跨学科研究仍面临科研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童星向记者举例说，从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来看，需要科研管理部门淡化学科边界。他建议，在科研立项、论文发表方面，需要淡化以学科评审课题和论文的传统管理体制和机制；在组织和推动跨学科研究方面，需要科研管理部门淡化机构边界，允许鼓励不同机构间的实质性联合，开展协同研究；在研究成果转化方面，需要科研管理部门淡化系统边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官、产、学相结合。

　　同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也要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应加大面向实践的研究，这不仅因为研究成果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更因为理论本身也来源于实践。”童星表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尴尬即在于，常常以适于西方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而对中国实践缺乏深入了解，从而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处于“既无理论”、“又缺实践”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