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围坐在圆桌周围时，我们感觉到等级和权威是模糊的；当我们走过漫长的台阶和层层殿门才得以看到天子所在的太和殿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让人畏惧的威严和高高在上的皇权。我们依据特定的价值观，构建了不同的建筑空间，反过来，空间也塑造和改变着我们的感知。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建筑空间以民主的理念被定义，反过来也塑造和影响了人类的民主文明。

　　2500年前，在古希腊雅典城邦，人们开始通过集会的形式践行民主，成年男性公民为了立法及其他目的而定期聚会。那个时代的哲人认为，人生来是政治的动物，一个不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根本就是无所事事。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雅典人把民众集会场所设在雅典卫城西面的普尼克斯山半圆形的山坡上。露天、开放的半圆形平台圆心处是一块可供演讲的立方石，周围几千人均可从不同角度看到、听到演讲人。对后世而言，雅典城邦的古典民主无论从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性意义，都主导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甚至几乎所有的政治词汇都来自古希腊城邦。

　　有趣的是，古典民主还创造出一种建筑上的传统，支配了西方世界议会建筑的外形与风格。对于西方而言，后世的文明正是继承了古希腊人的思想，而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来实践。于是，政治家和建筑师们往往使用带有过去印记的古典建筑语言，来建造不朽的议会建筑，以这种对古典民主时代建筑的自觉追随昭示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源于古希腊普尼克斯山的碗状议会建筑形式和古罗马圆形剧场式议会的半圆形空间形式，被沿用在爱尔兰、美国、法国、芬兰、德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英国尽管受贤人议事会等精英政治影响，但其古典风格还是十分突出，威斯敏斯特宫虽然细节看是哥特式的，但总体上仍采用了希腊式的对称。正如美国学者迪耶·萨迪奇和海伦·琼斯在《建筑与民主》一书中所表明的，民主辩论赖以发生的场所正是人类民主抱负的自然表达，议会建筑的外貌折射出国家传统和民主抱负，体现了一个国家看待自身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出色的议会建筑不仅为民主实践提供必要平台，同时也对外表征着人们对民主和主权的热望。

　　在冰岛，则可以发现另一种非古典的民主先例。冰岛的维京人创设了自由民露天聚会的议会模式，即冰岛议会，这种每年举行一次的露天集会模式后来被许多日耳曼民族采用。最典型的是马恩岛议会的立法山，有12英尺高，是一个用草皮覆盖的人工土丘，据说拥有来自17个教区的土壤，一个起保护作用的遮棚会在每年会议上升起，遮挡着四个圆形讲坛。这种非古典的民主先例，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如何为关乎达成多元共识的集会创造公共空间的议会建筑理念。

　　事实上，不仅建筑外观，议事厅作为仿如剧场舞台的辩论场所，也处处渗透着民主的精神。西方民主制国家多青睐半圆式的席位安排，确保出席的人能看到其他人，并听清楚其他人的发言。当然，半圆形场地的座位安排根据国家的偏好各有不同，如德国所有议员都安排在特定位置上，而欧洲议会的议员一般按党团来坐。比较特别的是英国议会的会议厅，其“下院是长方形的而不是半圆形的结构”。作为两院制国家，英国上议院由小众的贵族阶层组成，而下议院则由众多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组成。这决定了下议院是一个可以争论、气氛狂热的地方，故而当年下议院的空间设计得提防相互攻击，因此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前排坐席要保持两个半剑长”的细节。在迪耶·萨迪奇和海伦·琼斯看来，较之于剧场式半圆形席位，长方形议事厅更易于产生温和政治。此外，议事厅的声音传播效果必须保证可以进行辩论，也是当时建筑师们得考虑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以来，议会建筑除了沿袭古典民主的传统和体现民族意愿外，又增添了现代主义理念，更加注重体现开放温和的公共精神。建筑师们致力于通过建造开放的、受公众欢迎的大厦来鼓励公众参加各种公共事务，从而使议会建筑真正成为民主的象征。比如，1980年代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议会大厦采用了完全透明的玻璃墙设计，清晰地诠释了议会的开放性。此后，柏林国会大厦的重建也采用了透明穹顶，并设计了供公众参观的长廊。荷兰议会大厦的公共场所则被设计成平民化、不拘礼节的形式，整个建筑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可以亲近的朋友，而不是象征最高权力的庞然大物。威尔士的议会大厦除将行政场所部分隐蔽起来外，公共场所部分也是完全透明，议会厅的设计还充分考虑到了与日俱增的对议会辩论进行电视转播的公众需求。这些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议会大厦，以特有的建筑语言体现了让民主过程变得更简单易行的中心思想，也蕴含着对现代民主从精英走向更具公共性和包容性的关切。事实上，从若干议会建筑的建设过程中，还可以窥见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形式，不论是选址还是建筑方案，往往最终被采纳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方案，而是多数人最乐于接受的方案，这些过程未尝不是具体的民主实践。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大办公厅综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