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金克木（1912—2000），安徽人，有黄山之奇，得皖江之灵。金克木家学渊源，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清朝秀才。他称秀才为“初级知识分子”，并说自己“同样属于初级，只念完小学”。他18岁离开家乡，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人。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我国著名的诗文学者，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大家，学贯东西，通晓多国语言，对东西方文化很多领域有广泛研究。

　　 金克木（1912—2000），安徽人，有黄山之奇，得皖江之灵。金克木家学渊源，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清朝秀才。他称秀才为“初级知识分子”，并说自己“同样属于初级，只念完小学”。他18岁离开家乡，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

　　金克木堪称旷世奇才，他不以著作数量巨大著称，而以奇正皆备、品质精良享誉学界。他多才多艺，集学者、诗人、翻译家、散文家于一身。他和季羡林、徐梵澄鼎足而立，在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 

　　金克木早年以诗闻名，24岁出版《蝙蝠集》，成为“现代诗派”的卓荦名家。1935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从事创作与翻译。1939年，任湖南桃源女中教师，兼任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印度发展，曾任加尔各答《印度日报》编辑兼主笔，撰写和翻译不少文章。（金克木曾将谭云山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一文由英文译成中文，刊于该报。谭于1943年11月20日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时事月报》专文版记道：“此中文译稿，系加尔各答《印度日报》主笔金克木所译载于该报者。《印度日报》为中国国民党驻印度总支部所办在印度之唯一小型中文报刊。”）之后，特别是1943年开始，金克木拜师学习印地语，继而对印度哲学、文学、佛学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他在佛教圣地鹿野苑跟随著名学者高善必（Dharmanand Kosambi）研习梵文、巴利文。后又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协助郭克雷（V. V. Gokhale）教授对梵本《集论》进行校刊。这种研学是印度式的，不追求文凭学位。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1948年后调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印地语教研室成立后为首任室主任。他和季羡林、马坚（阿拉伯语教授）一起，号称东语系的“三大台柱”。

　　金先生一生，充满坎坷艰辛，并不如意。正如他86岁所作《自题梵竺庐集》诗所说：“春花秋月忆当年，禅院孤灯诵简编。人事蹉跎余太息，难将爝火照琴弦。”在88岁时，又以“哭着来，笑着走”六字，告别人生。虽然人生路上金先生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作为一名学者，他的学术生涯是丰富多彩的，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金先生一生有两大值得骄傲的财富，一是他的著作，二是他的学生。他的著作包括文学创作和梵学成果。从时间上讲，早年诗作和晚年学术小品，使他“两头红”。对金克木晚年的创作，他的高足黄宝生曾这样写道：“近十几年来，金克木先生以学术随笔蜚声国内。在金先生的笔下，古今中外，文史哲学，旧学新知，无不得心应手，触类旁通，挥洒自如。”对于自己的新旧大小文章，金克木认为“前半是时代在思想中的投影，后半是盘旋在北京大学上空的淡淡云影”。困境出俊杰。坎坷人生使“他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游弋，跨越了宏观与微观，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尤其是精于印度学，曾学习梵文以及印度哲学、文学，参透梵佛奥理”。他的散文有超越常人的非凡特色，“是学者的渊博与理性，思想家的敏锐与机锋，诗人的激情与想象”。金克木的散文，不少和梵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如《天竺旧事》、《陈寅恪遗札后记》、《〈心经〉现代一解》等。散文之外，金先生尚有诗文集《挂剑空垅》（新旧诗集附注）、《孔乙己还乡》（小说集附评）、《评点旧巢痕》（长篇小说）等问世。

　　梵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金先生研究印度学始于1940年代，到耄耋之年仍未停止。但以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及1980年代，成果最为集中。平生出版多种论文集及专著，如《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但以1999年出版的《梵竺庐集》为最重要。《梵竺庐集》分三卷，甲卷《梵语文学史》（包括《古代印度文艺理论五篇》），乙卷《天竺诗文》，丙卷《梵佛探》。作者为丙卷写有《自序》，篇首说：“现在将我发表过的研究或论及古代印度文化的24篇文章结成一集出版，以便读者参阅。这些都是‘草创’之作，不足入‘方家法眼’，但也许还可以借给后来人做垫脚石。”后来，又出《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作者在《引言》中说：“我所生产的关于印度文化的书已合为《梵竺庐集》3卷出版，现在把另外的有关印度文化的10篇零散文章合成一集。”从学术而论，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梵语文学史》和《梵佛探》、《印度文化余论》等34篇论文之中。

　　《梵语文学史》本是北京大学梵语、巴利文专业的讲义。1964年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及社会读者好评。1980年重印，因作者“已无力再进行修改补充，只改了几处过时的话”。1999年收入《梵竺庐集》时自然也是原初面貌。《梵语文学史》是金先生作为一名著名印度学家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学者笔下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古代文学史。比起许地山的《印度文学》，《梵语文学史》无论从规模还是品质上讲，都有巨大进步。许著当属首创，带有较多概述性质，还不是一本印度文学史专著。金著则完全不同，是一本28万余言的大著，不但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自成体系。这是写作环境使然，作者在1980年版《前言》中说：“对国际上和印度本国的有关论述，我既未得遍观，见到的也是只可用作资料，难以抄袭成书；即使想用一书作为底本，所见到的也多嫌陈旧而且离我国现在的要求太远；只好尽自己微力，依据梵语原书，吸收前人成果，略事编排，妄抒管见，做力所不及的这一艰难工作，正是‘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了。”

　　印度梵语文学是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学的兴趣所在，如何写好中国人的《梵语文学史》，应该有清楚的思路。金先生的考虑有四点：第一，“以文学为主，非文学部分从略”；第二，“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第三，“使本书能为一般读者看得下去”；第四，简略他人“有所未妥之处”，“大胆说一点自己的浅尝臆说”。这四点是作者写《梵语文学史》时的“一些考虑”，其实是全书的写作纲领。理解这四点，对于理解全书至关重要。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在1978年秋为《梵语文学史》重印写《前言》时，要花不少笔墨来交待他当初的这些考虑的原因。古代印度和中国一样，文史哲不分，文学与文献合一，甚至同用一词“Sāhitya”。所以，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史，就以文学为主。这样，就划清了文学史与文献史的界限、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第二点最重要，讲如何处理印度人和西方人所写各种关于印度古代（梵语）文学著作同自己写作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他希望将《梵语文学史》写成中国人的书，便是对上述因素的考量。第三点是为了照顾读者面。作者面对“中外有异、古今相隔”的局面，就“说其大端，言其概略，涉及我们难以接受的人情风俗思想感情处则从简约”。这是高明之举。第四点是针对包括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印度人的“民族主义”等在内的错误观点，对其采取“简略”之策，既避免论战，又有必要点拨，彰显出一位中国学者应有的立场。

　　《梵竺庐集》乙卷《天竺诗文》收有《印度古诗选》、《云使》、《三百咏》等印度古代名诗译文，显示了金先生的译诗水平。外语诗难译，梵语诗尤其难译。然而，金先生是诗人和学者的结合，是一位梵诗汉译的妙手。黄宝生说：“我曾对照梵文原文读《云使》译本，对金先生的翻译艺术由衷钦佩。这个译本可以列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典范译品之一。只是国内的翻译理论家们不谙梵文，无法真切体认。我总惋惜金先生翻译的梵语诗歌不够多。梵语诗库中的一些珍品，唯有金先生这样的译笔才能胜任，也不至于辜负印度古代诗人的智慧和才华。”

　　《梵竺庐集》丙卷《梵佛探》和《印度文化余论》二书，是金先生梵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梵语文学史》。二书中所收34篇文章，有1945年在印度时撰写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和《〈吠檀多精髓〉译述》，也有1995—1996年写的《〈心经〉现代一解》，前后相距50余年，内容包括印度语言、哲学、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等各个方面，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深广。

　　2011年，三联书店在金先生女儿金木樱和黄宝生、郭良鋆支持帮助下，出版了《金克木集》（八卷）。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金克木作品集，为读者研读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