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近代传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将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更好地确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近代传统”的内涵

　　在我国学界，率先提出中国文化有其“近代传统”的，是哲学家冯契。他在1985年最先提出了“中国近代”这一范畴并对其加以界定。按照他的理解，“‘中国近代’，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这个历史时代。”1993年，他论述了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认为“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

　　在冯契提出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的同时，笔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往往忽视二者的中介环节，这就是衔接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正在建构的新中国现代文化的，在中国近代以来历时百年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中国特色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中，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必须继承的，而近代以来实践中产生的优秀文化成果则同样具有传统的意义。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第一传统”的话，那么，近代文化传统就是“第二传统”了。

　　“近代传统”的逻辑历程

　　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提出，是近代中国在实践变革基础上逐渐开展的文化破立——文化批判和重构的进程及其成果，其主题是对内革新的“古今关系”与对外开放的“中西关系”，结合起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的文化架构。梳理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历史，这种文化的批判和重构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94年）：以历史循环论为主导，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建构“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第二阶段（1896—1911年）：以历史进化论为主导，展开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中西平衡论”得以构成，经济政治制度改良以至革命从而展开。第三阶段（1915—1938年）：以历史变革论为主导，超越“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第四阶段（1938—1949年）：以历史唯物论为主导，开展对“西体中用”的教条主义的批判，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结合上述中国近代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历史，可综合出几条相互联系的基本线索：哲学主导上的“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变革论——历史唯物论（历史哲学的全面理论）”之线；文化主旨上的“中体西用论——中西平衡论——西体中用论——中、西、马融合论”之线；精神气质上的“因循泥古”的保守主义——张扬“心之力”的激进主义——强调“重事实”的实验主义——“重事实”和“鼓心力”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之线。这四条线的同位项是相互对应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都是具有不同历史前提的救国方案，但历史发展中，每条线都从肯定经过否定达到否定之否定。这四条线索相互扭结，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长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