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早在1994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就肯定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基础设施即便不能称为牵动经济活动的火车头,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车轮”。他们以公路里程数、铺装道路里程、铁路里程(每平方公里)以及人均电话线长度,构建基础设施变量,以基础设施衡量贸易成本,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回归,发现如果基础设施排名从50%下降到75%,交通运输成本将上升12%,降低贸易流约28%。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发现,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外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集聚;生产率水平;制造业;企业;交通基础设施;区域经济;生产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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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相对于小城市来说,规模更大、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确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

早在1994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就肯定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基础设施即便不能称为牵动经济活动的火车头,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车轮”。集聚是以运输成本的缩减、产品运送的便利以及思想交流、技术知识传授的增强为前提的。以公路、铁路、机场、通信、水电煤气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条件,在帮助人们方便地到达更远地域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集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是集聚经济的两种表现形式。地方化经济是同一产业部门中多个企业的聚集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是不同产业部门的集聚而产生的。
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企业生产率也越高
在城市经济学中,有关城市的产生和规模的解释,运用了集聚经济的概念。小城市可以被解释为生产中的内部规模经济——即规模大的企业比小企业有着更高的效率。由大型企业吸引而来的工人,为最小化其通勤成本,往往在企业周边集聚形成小型社区。集聚经济也解释了第二个层次的城市发展:企业生活区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的工业化城市。简而言之,差异性的交易以及居民活动引致出正的外部性,使得当其他交易活动产出增加时,特定企业的生产成本随之下降。
一些学者测算了大城市在生产率上的绝对优势。1975年,Sveikauskas发现,城市规模扩张一倍,制造业的生产率会随之上升6%。其他研究估计出的这一弹性更大,达到8%或10%。这表明,1975年人口规模达到950万的纽约市,相比5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生产率方面的优势至少在50%以上。究其原因,正如Goldstein和Gronberg1984年所言:“区别于小地方,大城市存在的专业化服务,是城市化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农村地区,需使用卡车的制造业企业须自备运输工具,或就近使用本地的‘通用’交通工具。而在大城市地区,却可以通过专门提供卡车服务的企业来获得所需的运输工具。”小型企业可专注于生产过程,而无需自备生产所需的所有服务项目,通过提供这一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发挥着“货栈”(urban warehouse)的作用。
城市化经济的一个来源,便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供高速公路、公共设施以及通信设备等,城市地区显著地降低了其辖区范围内所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关于一些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小城市来说,规模更大、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确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即便是相同大小的城市,也可能因公共设施的规模和质量不同,而产生不同层次的集聚经济,从而形成不同的生产率水平。1991年,Krugman指出,交通费用是影响工业集聚最为重要的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可能超过因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于是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这一结论的一个直接推导,就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工业集聚、分工和贸易。
2001年,Henderson强调地理(Geography)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并认为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上形成的产业集聚,离不开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基础设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必要条件。2011年,Daniel 和Mulley进一步指出,交通设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推进产业集聚:一是可以把人们运输到目的地,使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二是通过交通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非正式、非计划性的交往。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国内部也会产生负效应
2004年,Eberts和McMillen认为,基础设施通过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来影响城市运行的效率。因而公共基础设施对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包括:作为生产过程中一项无需支付的要素;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吸引别处的要素流入;增加对基础设施及其他服务建设的需求。
从1989年Aschauer的研究起,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这类研究中,基础设施通常作为公共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借由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础设施的作用。Aschauer提出通过生产函数方法测度非军费开支的公共资本存量,包括基本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高速公路、机场、下水道和排水系统等,发现其对生产率的贡献非常显著。他用生产函数方法估计了美国1949—1985年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0%,会带来综合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4%。这也使得之后的一大批研究,集中于测度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2001年,Limao和Venables调查了交通费用对地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程度。他们以公路里程数、铺装道路里程、铁路里程(每平方公里)以及人均电话线长度,构建基础设施变量,以基础设施衡量贸易成本,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回归,发现如果基础设施排名从50%下降到75%,交通运输成本将上升12%,降低贸易流约28%。特别是对非洲,低贸易流的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
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固定成本,吸引公司和生产要素流入本区域,最终提高本区域生产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就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因为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在一个国家内部,吸引生产要素流入的地区,总有相对应的地区面临生产要素净流出。而后者的生产率水平是下降的,因为邻近地区公共资本存量的增加,确实会减低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发现,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外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但是研究也发现,在我国区域劳动力流动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单向流动的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对如何客观认识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