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起初代表天象的“龙、虎、鸟、龟”四象，在人们对“东、南、西、北”四方以及“春、夏、秋、冬”四时的重视下，逐渐融合“青、白、朱、玄”四色，经过祭祀仪式与军队的推动，到汉代早期逐渐完备，这是古人天地观念的体现，也是四象与四方结合的必然结果。 

　　四象又称“四灵”，它起源于史前，发展于先秦，成形于两汉，是古人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神的统称，其形象常出现在古代的建筑、壁画、器具等中。古人将“四象”与“东、西、南、北”四方以及“青、白、朱、玄”四色融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位颜色搭配，这种搭配指导着古人的祭祀、生产与丧葬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

　　当前学界对四象的研究集中在其形象的解析上，如倪润安系统探索了“龙、虎、雀、龟蛇”形象的发展，并重点研究了“龟蛇”的演变；黄佩贤根据汉代石阙和画像石，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了四象的发展与演变；黄吉博对三代四象崇拜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学者从考古学和宗教学等角度论述了四象的发展，却忽视了与四象相配的方位和颜色。不少证据表明，“四象”、“四方”、“四色”三者之间实存在一个由彼此独立到互相融合的过程。

　　青龙、白虎的出现 

　　四象本属天文学系统，用来区分星象。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仰韶文化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由蚌壳排列成的龙虎图案，位于墓主人骸骨两旁，东侧是龙，西侧是虎，李学勤推断此图案为象征星象的青龙、白虎，并论断史前时期末叶已有四象存在，虽然无法确定四象在史前时期是否成套出现，但至少可以肯定龙虎二象已基本形成。用龙虎图案装饰墓葬反映了古人的丧葬思想，《荀子·礼论》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古人多在墓葬之中绘构天文图案，虚拟星空，创造出墓室之内的宇宙，以达到“事死如事生”的目的，“龙虎墓”便是如此。

　　及至战国，人们对天文的观察已经系统化，“龙”、“鸟”、“龟”等也成为人们熟知的动物形象。《周礼·考工记·辀人》载：“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车乃古时战争或出行的重要工具，用代表天象的四种动物命名旗帜，以车载日月星辰而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星象的运用已很熟练。

　　从龙虎墓到《考工记》，代表星象的四象逐渐确定下来，但是尚未出现颜色元素，这与《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中具备方位和颜色元素的“苍龙”、“白虎”、“朱鸟”、“玄武”有很大区别，说明战国和汉代之间四象与“四色”存在着一个相融合的过程，而想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先要探讨一下先秦时的“四方”和“四色”。

　　“四方”、“四时”、“四色”崇拜 

　　前，学者多是将四象拆分，分析其单个形象的演变，这样就容易忽略四象的整体性，而变成对动物神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整体观察四象，就会发现它与“四方”、“四时”和“四色”有着紧密的对应联系。

　　虽然“四方”的起源久远而不可考，但它在殷商时已经明确出现，且被神化。甲骨卜辞中有“东方曰析，凤曰协。南方曰因，凤曰微。西方曰□，凤曰彝。[北方曰] □，凤曰役”。“凤”即是“风”，“东方曰析”、“南方曰因”之中的“析”和“因”等都是方位神名，而其后凤曰某中的“协”、“微”、“彝”、“役”都是风神名。可以看出殷商时期“四方”是独立的系统，其神明乃是风神，而非“四象”。在“四方”神化之后，“四时”也被赋予神明色彩。《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余春月皆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余冬月皆然。”四时被赋予上古帝王名号和主管神明的角色，成为祭祀对象。“四色”虽然没有像“四方”、“四时”那样被赋予神明角色，却在礼器的颜色上有直接反映。《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青、白、赤、玄四种颜色被应用到战国四方神的祭祀中。

　　学界普遍将天象学作为四象之间结合的关键，而不太重视祭祀和军事对四象的影响，然而正是祭祀和军事，促成了四象与“四方”、“四色”的融合。《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非常重视祭祀和军事，《墨子·迎敌祠》中不仅对战国迎敌祭祀时的方位、规格等有详细介绍，还将主祭的旗色分为青、赤、白、黑四色，直接用颜色命名神明，四色在当时已和四方结合得相当紧密，甚至可以作为区别四方祭祀的标志。在祭祀的影响下，“四方”、“四时”与“四色”逐渐融合为代表地面事物的系统，我们暂且称之为“四方系统”，它随后被运用到行伍之中，又随着古人天地观念的发展，逐渐与四象结合。

　　“四象”配色与“四方系统”的融合 

　　除祭祀与军事外，天地观念也对四象的配色影响重大。《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和地作为两种不同的事物为人们所了解，人立于地而仰观天，正是天尊地卑的来源。龙虎等都是古代神秘而高贵的动物，将之归为天象的代表，正是尊天观念的体现。又《易·系辞上》：“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天上的事物在地上也会有所写照，星象因素逐渐转移到地面而代表方位，也正是当时人们天地观念的体现。

　　这种观念首先体现在旗帜的运用上。周人设“司常”掌管旌旗，九旗之中出现了“交龙”、“熊虎”、“鸟隼”、“龟蛇”的形象，《周礼·司常》：“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据此推断，四象的具体形象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形，但在《周礼·司常》中，我们尚且看不到四象配有颜色。

　　四象的配色是随其被运用到军队中而逐步完成的。《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礼记》中，四象被转移到军队的行伍之中，并被明确赋予颜色。郑注云：“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以为旗章。”旗章是旌旗及章识，以四象为章识区别四方，表明四象已有具体形象，而朱、玄、青、白四色在《礼记》中的出现，说明了在西汉之时四象与“四方系统”融合的完成。

　　祭祀促进了四方系统的形成，军队推动了四象的配色及其与四方的融合。代表星象的四象神兽与代表地象的“四方系统”的融合，使四象的形象也随之确立。1988年在西安汉墓发掘出土一件四象俱全的温酒炉，其上有鲜明的“青龙”、“白虎”、“朱雀”、“龟蛇”形象，表明四象在西汉早期已经成熟。

　　综上分析，起初代表天象的“龙、虎、鸟、龟”四象，在人们对“东、南、西、北”四方以及“春、夏、秋、冬”四时的重视下，逐渐融合“青、白、朱、玄”四色，经过祭祀仪式与军队的推动，到汉代早期逐渐完备，这是古人天地观念的体现，也是四象与四方结合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