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分别是“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为了满足大批量消费而大批量生产的俗套的、操纵性的、商业的文化，一种由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强加、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和服务的文化，一种已经或正在麻木、被动消费的文化。作为“结构”的大众文化建立主体位置并强加和操纵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悲观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代表。文化主义则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兴起的民间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内部象征性抗议的主要来源。这是作为“能动性”的大众文化。霍加特、汤普森等是这种“高度浪漫的”、“乐观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代表。

　　在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引入文化研究中，引发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过度强调了“结构”或“能动性”，仅仅叙述了大众文化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如果要把全部故事讲完，就必须引入思考大众文化的第三种方式或视野，即对结构和大众的能动性的“双重聚焦”。显然，这是在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过程中得以形成的。

　　葛兰西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也取得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具有了二重本质：在保持传统国家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问题。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赞同。因此，如贝内特所说，以“领导权”的概念替代“统治”的概念，并非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术语的转换，而是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认知的方法与观念的重要变革。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研究路径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一文中，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历程后提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伯明翰学派所做的某些工作，在其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方法以及政治视角与政治策略方面，仍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经典立场。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约翰·斯道雷认为，这种文化研究转向可以称为“葛兰西转向”，它为总是通过一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积极关系来看待文化消费的方式提供了手段。按照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启发的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由文化工业所强加的文化，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折中平衡。一种矛盾性的混合体，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既是结构的，也是能动性的。以这种方式看待大众文化的理论架构，常常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葛兰西主义”。

　　葛兰西式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不如说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消费行为中被挪用和理解的方式，这种挪用和理解经常是以它们的生产者并未打算或甚至是没有料想到的方式进行的。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从未真正对一个文化文本的本义即作为某种本质性的、被嵌入和被保证的东西感兴趣过。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文化研究通常更多地关注文化文本的社会意义，它们如何被挪用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意义从来就不是明确的，而通常是地方性的，取决于语境。

　　伴随着文化研究的 “葛兰西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诸多新观点。比如：强调了大众的主动性以及文化辨识力、生产力和创造力；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特别是其在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流通中的作用；纠正了理论家抬高“先锋文本”并极力贬低“大众文本”的做法，给予了大众文本的“生产者式特征”积极的评价；与那种仅仅注重道德与审美的文本分析框架以及学院批评家所推崇的那种批判的、审美的辨识力不同，提出了大众的文本辨识标准，即相关性标准；与一些理论家仅仅把文本作为理性化、逻辑化结构来思考形成对照，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快感功能。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