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考察了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康德、柏拉图和尼采等哲学家关于存在问题的讨论，不遗余力地抨击笛卡尔。甚至可以说，《存在与时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反笛卡尔主义著作之一”。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对此在的处身方式的现象学描述，矛头直指笛卡尔的二元认识论，试图消解自从笛卡尔以来哲学知识的考察方式，但鲜有研究者注意到海德格尔批评笛卡尔的思想动机。

　　对青年海德格尔而言，笛卡尔首先是隐藏在胡塞尔现象学开端背后的问题制造者。正如马里翁所见，追问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哲学中的笛卡尔问题与有意识地批评改造胡塞尔的现象学路向，并行不悖地交织在海德格尔依循胡塞尔现象学道路前行的“现象学时代”（1919—1927）。

　　在胡塞尔那里，“我思”是笛卡尔唯一具有哲学价值的点子，笛卡尔的前两个沉思奠基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站在悬搁一切感官确定性的立场上，胡塞尔与笛卡尔的哲学都需要“阙失掉世界，然后再赢获世界”的还原与悬搁步骤。对胡塞尔而言，现象学还原与悬搁对纯粹自我与纯粹意识的发现无异于“一切奇迹中的奇迹”。现象学的任务是接续笛卡尔关于“普遍科学”的哲学理想。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不假思索地采纳了笛卡尔的诸多结论作为现象学的前提：对意识领域的考察取代了对存在本身的哲学追问；为了找到“某种确定的东西”，笛卡尔和胡塞尔都采取了通过理论化（或数学化地）揭示与量度命题真理的哲学方式。这些笛卡尔主义前设，正是海德格尔现象学试图“放在括号之中”彻底搁置的前提。海德格尔宣称，从主体的认识活动出发来考察意识领域的笛卡尔主义遗产，恰恰是他自己在探索现象学的道路上所面临的“极限处境”。

　　笛卡尔之所以得出关于人之存在的本质的无可怀疑的真理，是通过悬置判断来实现的。“我将设想我自己本来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身体，没有血肉，也没有感觉，只不过错误地相信我自己具有这些东西而已。”在《现象学研究导论》中，海德格尔把通过普遍怀疑悬置所有感官实在性的思想处境称为“极限处境”，旨在将人置身于没有任何发现的可能性的“无”的处境下，激发哲学追问的可能性。此在直面“无”的“极限处境”所发现的“被给予之物”就是“操心”，它既是此在生存的本质现象，也敞开了通向存在本身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区分了源初的“操心”和“对已认识知识的操心”。后者指的是自从笛卡尔以降以探寻确定性的知识为基础的认识论倾向，“操心”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也即在意识中表现为确定知识的命题。只有在获得了在意识之中自我确定的知识的保障之后，这种“笛卡尔式焦虑”才能有所缓解。源初的“操心”现象则与人类此在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它奠基着关于此在生存的本质真理。

　　按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构想，理论化的认知与其说揭示出了人之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不如说它遮蔽着在非认识的行为中原本获得的领会。在源初的“操心”活动中，意向性作为一种意志活动，向意识自我显现自身。这种构想，正是青年海德格尔试图不依赖于理论化的反思活动、直接把握意识之中的被给予之物的现象学精神的体现：“操心”的意向性活动是对于事物本身的直接而当下的把握，它不需要诉诸主体反思性的目光回溯；同时，判断行为并不是理性参与到知识理论建构之中的过程，而是意指在意志活动之中此在直接的当下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