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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动向
2014年06月16日 00:36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海荣 字号

内容摘要:仅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突破利益固化樊篱,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能是社会认同危机“中国式”解决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中国;研究动向;研究;群体;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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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句话深刻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人已摆脱自然的羁绊,社会性成为人的根本属性。这期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成为现代文明需要面对的中心议题,而社会认同这一研究领域的出现,首先从概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人不再被迫进行立场的宣示,但在日常的行为和话语中却会不经意进行着认同的表达,不断进行着“我群体”与“他群体”的界线划分,找寻着个人的群体归属感,持续进行着社会认同的再生产。历史地看,社会认同研究溯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时值欧洲各语言族群之间纷争不断,民族国家林立,社会动荡不安。以泰费尔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首创社会认同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层面上广泛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区别于心理学的还原主义倾向,泰费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人们对他所属社会群体的知识,同时对他的群体成员身份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社会认同理论是以个人通过群体定位来确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感的。“群体成员”不仅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一个心理现实。就此而言,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人作为“文化的符号物”,也无疑带有文化的烙印,可以说,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始终处于不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中,二者在互相角力的过程中也重塑着个人与社会的角色定位。而继泰费尔之后,欧洲陆续发展出以“自我类化”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和由若干小型理论(如“最优特质理论”“群体动机理论”等)为主体的第三代理论。

  社会认同研究的两大取向

  目前,我国继续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已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浅水区”转向“深水区”,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转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便是明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社会心态更为纷繁复杂,社会认同危机已初见端倪并有扩大蔓延之势,增进社会认同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将对日益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关注社会认同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不仅有着理论革新的渴求,也有现实问题的需要。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有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两大取向。

  就理论研究而言,首先是对西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和引介,这为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其次,中国学者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社会认同问题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模型,尤其在社会认同概念上,更是给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阐释。其中,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社会互动论”,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入手,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许可”;二是“群体资格论”,以群体的身份资格为标准,视社会认同为“行动者对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三是“基础领域论”,认为社会认同是“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而“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则构成了社会认同的三大基础性领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社会认同,就是指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尽管各家理解不一,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判定,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观念,它关系到现代社会深度分工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增强社会团结。

  关于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中国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两大专业领域。整体而论,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要么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族群认同研究、文化认同研究、组织认同研究、主观阶层认知研究、消费认同研究等),以“概念”为中心形成了对认同问题某一方面的研究态势;要么关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企业职工、下岗职工、宗教群体等),以“问题”中心揭示中国某一阶层的认同危机。当然,从宏观层面来看,两者都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涌现出的社会问题而来,从中也折射出中国学者对社会认同进行本土化构建的意图。

  现有社会认同研究的局限

  诚然,当前中国对社会认同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公允地说,仍然处于开创阶段,还有许多概念和问题需要辨明。首先,虽然国内对社会认同的问题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但对社会认同这一概念的界定学界还存有争议;仅就西方社会认同理论而言,国内还没有整体性、系统化的梳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尚有不足,有待开发。其次,中国学界在以社会认同理论解释我国现实问题时,一方面,方法上基本采纳的是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测量技术,并将之奉为圭臬而忽略了其他方法的发展;另一方面,往往囿于学科局限或认识单一而作出碎片化的理解或解释。再次,中国现阶段社会认同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不足,既不能对社会认同形成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进行描述,更无法提供现实层面的解决之道,对由目前社会转型造成的认同困境和认同危机还不能给出更合理的理论解释。当然,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有无限可能,这可能也恰恰是研究创新的动力和机制所在。

  社会认同研究的拓展空间

  展望今后中国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西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更为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以形成社会认同研究的学科共识,逐步构建社会认同研究的学科基础。二要进行社会认同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努力,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提高社会认同这一独特视角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三要推动社会认同研究更大程度上的整合,无论就理论创新还是就经验研究,都需要在多学科、宽领域的视野下进行综合。

  “人心齐,泰山移”,人心向背定成败,治国安邦更是如此。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围绕阶级结构来“制造”社会认同,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则是以利益结构为中心来建设社会认同。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随着不同文化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深度接触,中国建构社会认同的条件变得更为复杂,形成社会共识的面相也更为多样,而如何破解转型期的社会认同危机,引领中国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难题。仅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突破利益固化樊篱,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能是社会认同危机“中国式”解决的关键一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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