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6日的投票结果，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在尊重判决结果的前提下，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用29页的篇幅，阐述了自己投反对票的理由。他的反对声音并非源自个人的喜好，更多显示出的是司法对新事物应持有的态度。引申一下，罗氏的观点归根到底强调的是：新事物的发展不应由司法强行判决来决定，而应交由民意来确定。

　　从法治的角度看，法治的根本在于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然而，对于同性婚姻等新的事物，宪法和法律中并未直接规定，甚至立法者在立法时也未对此有过思考。那么，在立法完善之前，就需要司法等公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精神进行解释适用。如此一来，新事物的成败与否，就落到了有权解释法律和选择如何适用法律的人手中。因此，在如何看待新事物的问题上，法治可能退化成人治。有权解释和选择适用法律的人，即便不去考虑他们是否有利益集团的影子，也会受到他们心中对新事物固有看法产生深刻影响。

　　少数人决策多数人的福利，若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这是人民赋权的结果。但如果从正义论角度看，功利主义的正义并非正义本身，即使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无法代表真正的正义。

　　美国这起同性婚姻判决的最大争议在于，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以法治为名，将自己的意愿通过程序转化成国家意志，强制大多数的州政府和人民改变自己的信仰，忽略固有的传统和长期信奉的美德。毫无疑问，如果说这是法治与民主代价的话，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人的传统与信仰作为法治的牺牲品。

　　当然，宪法精神就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避免他们受到多数人的歧视，“多数人的暴政”并非正义。国家意志可以强加在全体国民之上曾被纳粹德国身体力行。但是，少数人的权利也不应置于大多数人之上，特别是动辄以法治为幌子强加于人。换言之，宪法观念下的自由，应该是大多数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自由，宪法的责任是去践行自由，而非改变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