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

　　——与张泉先生商榷

　　内容摘要：身份建构是基于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文明的冲突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根源。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市民身份与权利得不到正式制度的确认，城乡文化差异及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等，都成为其陷入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缘由。要走出困境，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必须从提升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构筑互融共信的多元文化环境等多层面入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焦虑；认同困境；文明冲突；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唐兴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王可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11BZZ004）

　　2013年9月，《探索与争鸣》刊发了张泉先生题为《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两种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张文）的文章。张文指出，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源于古代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而解决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将他们从一个个农业文明的乡下人，改造成一个个现代文明的城市人。［1］其观点独到且颇具新意，但是笔者认为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政治认同困境归结为两种文明的冲突，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等同于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均有失偏颇。过于强调纵向的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而没有从身份建构与认同生成的机理来探寻问题的根源，忽略了当前差异化的城乡制度安排与多元化的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所带来的障碍与冲击。基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身份认同的生成机理，来发掘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的根源，并以此为契机来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理论探源：身份建构与认同生成的机理

　　张文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描述为迷茫、憧憬、痛苦、幸福、挣扎和无奈的心路历程。当然，焦虑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心态，源于对现状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紧张、惶恐、忧郁与不安。但是，对“身份焦虑”的深入论析还必须先探讨“身份”这一概念及其理论渊源。“身份”译自英文中的“identity”，最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如同一律”。 ［2］后来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社会学引入这一概念，其含义与研究范围也得以扩充，它一方面指“身份、本体、本身”，回答“我是谁”的困惑，强调作为实体的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包含“同质性、一致性”的认知，是认知主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所形成的情感及归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类别、群体或组织的过程。由此可见，身份与认同在语义上存在重合与交织，而且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二者也经常合为一体，不做区分。本文也依照这一原则不对二者做严格区分。

　　由于身份认同本身的语义复杂且抽象，因此很难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定义。但是身份认同理论得到了大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总体来看，他们的研究与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身份认同是“物”还是“过程”？“身份”是否是认同主体拥有的一种固有、自来并以某种方式“锁在内心当中”的“物”，还是可变通的、可被外界影响和塑造的“过程”？第二，什么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性因素——个体还是社会？个体的“自主”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人的身份认同是否完全由外界因素决定？第三，“身份”与“区分”，即“认同”与“排斥”的关系是怎样的？“身份”是由成员共享的本质的“内部”因素，还是由“区别”、也即对“他者”的构建所定义？［3］

　　本质论者认为，“自我”是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固有的不受外力改变和影响的，他们试图回答身份是什么（what）的问题。但是，这种认为“身份”是固有且静止不变的观点显然已不适应认识论的发展。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认同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不断影响，探讨的是身份是如何（how）形成或建构的。他们将身份认同看作是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固有的。如哈贝马斯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来叙述身份认同的内涵，强调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受制于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而且与社会系统与结构存在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4］吉登斯则从现代性及其影响入手，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场景中，探讨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成员是如何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如何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新机制，以帮助人们通过自我认同实现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化。［5］

　　很显然，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是通过内部—外部对话的过程，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也是笔者较为赞同的观点。也就是说，身份的形成与建构不仅依赖于个体本身认知能力的提升与调适，而且必须将个体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任何试图脱离个体境况及社会现实的身份建构都犹如空中楼阁，是不稳固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关系中，文化差异与制度安排是制约身份建构的关键性要素。此外，身份认同不仅“求同”，而且还表现出对异己的文化及特质的包容与吸纳，尤其是在构建群体认同时，区别个体差异的边界可能更为模糊。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改变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较强的自我表现欲与认知能力。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改变命运，创造全新的生存生态，跨越身份认同的边界，实现身份的重构。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所处文化场域日趋复杂导致了认知主体与社会互动脱轨，新生代农民工在所属群体、所处的文化场域中自我身份感丧失，自我价值观感和自我意义丧失，［6］也就导致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由于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地位与社会环境产生怀疑，挫败感、孤独感等各种悲观情绪长期聚集不散，身份焦虑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身份焦虑是由于身份建构陷入困境或者是伴随认同危机而产生的有指向性的焦虑，并非所有迷茫与无奈的心路历程都是身份焦虑。具体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其自身定位于农民还是工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这样一种徘徊不定的缺乏归属感的复杂心理。当然，现代化与社会快速变迁确实给整个人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但这只是引发身份焦虑的普遍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构建而言，城乡二元体制的割裂所带来的公民权利不平等、城乡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差异、生存的压力及利益的受损才是其陷入困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