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加强与自然科学家的对话——访耶鲁大学教授朱丽叶·亚当斯（Julia Adams）

　　郭台辉：第三次历史社会学浪潮中产生了大量新的概念和分支领域，这是否会使历史社会学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变得更为困难？我们如何从认识论上整合这些差异巨大的研究领域与分析策略？

　　朱丽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肯定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社会学家那里获得一大堆答案。然而，坦率地说，这些年来历史社会学家之间似乎交流得非常积极。比如说，社会科学史学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的规模，也从来没有产生这么多知识上的积极创建。研究主题与问题的差异性很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成千的美丽花苞自由绽放吧，至少对于历史社会学的未来，这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重塑现代性》一书中，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奥洛夫（Ann Orloff）和我鼓励人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对彼此的理论进行争论与探讨。有些学术对话是相当具有对抗性的，这有利于激发学者们的思维和想象力，有助于经验研究的创造性，当然，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阐释或解释世界。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所有人都非常渴望稳定的时期，人们追求更为统一的、纲领性的认识论，甚至追求单一的解释模式。这种现象在诸多学科中都真实存在，而且是对主权与文化的全球危机的一种自然回应，我们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置身其中。不同的历史社会学家也在关注共同的问题。比如，在凯伦·巴基的优秀著作《强盗与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路线》（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中，有一章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制度缝隙的模糊边界在国家中央集权中的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网络分析的主张。另一方面，做网络分析的历史社会学家也对我们理解国家形成与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比如麦克连（Paul McLean）的《网络艺术》（The Art of the Network），以及我的同事埃里克森（Emily Erikson）马上要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海外起源与自由市场观念》（The Overseas Origin of Capitalism and the Idea of Free Markets）。

　　郭台辉：您把历史社会学的第一次浪潮定位在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第二波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第三波始于1990年代早期。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次浪潮将持续多久？第三次浪潮的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受到第四次浪潮的挑战？

　　朱丽叶：我没有明确的预测，但我认为对于学者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挑战是，无论在哪一次浪潮中都会遗留下他们在晚近一段时期所学习到的知识痕迹，包括他们正在积极挑战的知识。比如说，如果当前的历史社会学家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新的宏观政治经济和全球的帝国危机，那么，他们需要知道，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有人的能动性、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事件的或然性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人类行动的相互交叉模式，等等。许多人都讨论全球的发展或危机，却越来越被非常简单化的因果模型吸引。比如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之所以获得诸多荣誉，就是因为他重新提出了有关世界历史的宏大问题，但所有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回答都不够充分。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挑战在我非常感兴趣的几个研究主题中并没有遇到过。无论如何，这对所有关注历史社会学的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对包括历史社会学家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家来说，还有一个关键的挑战，那就是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风险问题，因为我们关注演变或发展的方式必然与自然和生物系统有关。这不仅仅是人类历史问题，而且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变迁史问题。社会学家不可能成为生物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理论上更多意识到，我们的解释与社会生态结构或网络是相互作用的。所以，我们可以与自然科学家合作与对话，他们可能正在关注与我们的研究有高度关联的自然现象和问题。我们可能要越来越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合作，我虽然不敢做出有信心的预测，但希望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次浪潮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例如，历史社会学家与遗传学家正在合作，虽然还处在非常初步的尝试阶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