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转基因的生物和生态安全性受到科学共同体普遍关注。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安全监管方法的不断完善,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可能逐渐缩减。然而,转基因的人文和社会意涵并没有随着科学问题的渐渐隐退而萎缩。从适宜的角度评价转基因,首先应当把握转基因的发展转向。

　　传统的农业转基因被称为输入性转基因,以抗虫、抗除草剂为主要特点,尤其适合于美国、南美洲等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产品通过节约劳力,能够在这些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地方带来显著的边际效益。当代转基因则凸显出“追求优良功能”的特点,如抗氧化苹果、能合成β-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富铁香蕉、抗倒伏小麦等,被称为输出性转基因。无论从学理还是从现实角度,输入性和输出性转基因的意涵都呈现出非对称性,对于后者需要进行独立的意义质询。这种质询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一种实验室技术文本所涉及的新的伦理向度;二是其进入实际应用后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两方面各举一例。

　　前者如输出性转基因带来的伦理问题。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农作物在成分和性能上是完美无缺的。不同食物和作物共同构成了一个矩阵,它是人们认知世界最切近的媒介之一。而输出性转基因开启了一个近乎无止境的增益性操作可能。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任何理由来改写生命体:除了让稻米合成β-胡萝卜素,还可以合成帮助大脑发育的DHA、预防恶性贫血的维生素B12、抗氧化的黄酮类物质……这可能带来两个重要结果。其一,“增益性”操作暗含了某种价值评价和价值排序,相似物种中那些不具备基因技术带来的“优良性状”者相应地被贬值、在实际应用中被边缘化。进一步,通过基因修改实现“更好”,易使人们以某种功利化、短视化、过分世俗化的方式来理解“优异”与“缺陷”,事实上我们深以为然的“缺陷”在自然界中仅仅是一种中性的“差异”。这也是医学界许可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避害),而禁止性状增强(趋利)的原因。其二,根据人类需求和喜好对天然物进行基因修改,在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看来,其理论基础是康德的道德自由主义,不预设任何特殊目的、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善”观念、不设定某种生活方式优越于其他方式是其核心原则。而与此种观念相对应的当代德性伦理倾向于采取一种叙事正义观——每一种实践的合理性论证中,必须首先厘清什么是美好的和值得欲求的生活,它具体包括了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自身、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后者如转基因专利运作中的法理学。发达国家不仅掌握有较成熟的转基因技术,往往还具备雄厚的资本实力、健全的法律体系。随着输出性转基因使转基因产品更为多样,同时因为转基因研发和推广者的经济人本质,可能造成转基因专利运作中一种符合法律文本的符号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