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在这种同乡商业网络中，私人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信用关系主要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因此，芙蓉坡兴化人创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同业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考察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有助于深化对离散社群理论和华人商业网络的认识。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　同乡同业　华商网络　离散社群　兴化人

　　【作者简介】郑莉：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一、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同乡同业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

　　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与民间乡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集中表现为地域性商帮或族工族商。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明清时期的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等现象，反映了“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①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与地域性商帮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②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乡会馆与同业组织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中国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同乡团体与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商会与同业公会中的同乡与同业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课题。③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已经指出：“如果对根源背景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婆罗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质以及荷印华人移民的最主要现象。”④不过，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会、方言群等社会文化传统，而较少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策略与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华商网络与原乡传统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 Watson)对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论证了原乡传统对海外经营模式的影响。⑤刘志伟对广东顺德县《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的研究，发现陈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带经商，在霹雳、邦加岛等地开采锡矿，都是原乡家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⑥那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究竟如何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建构商业网络?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讲兴化方言的人群，主要为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二县的移民，也包括来自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讲兴化方言的人群。⑦在东南亚华人中，兴化人是人数最少的方言群，但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行业，所谓“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⑧不仅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兴化人也有相对独立的会馆、庙宇和仪式传统，尽可能维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状态，历来是东南亚华人中最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⑨

　　马来西亚芙蓉坡为海外兴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兴化人企业、社团、庙宇和家族组织。自2006年以来，我们为了研究东南亚兴化人的社会文化传统，曾多次到芙蓉坡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⑩本文主要依据历次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对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与“华商网络”的影响。11

　　二、 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

　　芙蓉坡(Ujong)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马来语中，芙蓉原名“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闽粤方言中谐音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处西马交通要冲，为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南下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仅需1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森美兰州是开发较迟的地区。15世纪，来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来到这里，建立了9个小城邦，号称“九州岛”(Negeri Sembilan)，这就是“森美兰”名称的由来。19世纪末，森美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马来联邦。14

　　森美兰盛产锡矿，芙蓉的矿产资源尤为丰富。19世纪初期，华人来芙蓉开矿采锡，逐渐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华人矿工约有1000人，到1860年达5000人，1874年华人总数为15000人。1859年，来自广东惠州的盛明利成为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可见当时广东移民占居多数。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华人约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华人总数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闽南人47723人，广府人43524人，琼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广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中，兴化人作为小族群，并未列入单独统计，显然是归入“其他”类，总数不会超过3000人。

　　兴化人最早抵达芙蓉坡的时间，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不会迟于20世纪初。1923年，兴化人已经在芙蓉创办了“九州岛自由车商会”，而在此之前，据说还创办了“三轮车公会”。早期兴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达芙蓉坡，而是经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辗转抵达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第一代兴化人移民中，许多人都曾经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谋生的经历。这些早期兴化移民的移居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链，即通过族人带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亲友;二是通过“牵头人”介绍，下南洋寻找谋生机会。由于“牵头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组织新客出洋，因而以上两种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错，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经由族人或同乡的互相提携，亲属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乡族网络前往南洋谋生，是早期兴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兴化人最初主要是做“苦力”，即当搬运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后来才逐渐扩散至全坡。据说，在巴刹尾一带，原来有三间兴化人的苦力间，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这些苦力间是较早在本地定居的兴化人家庭开办的，一般楼下为店屋，楼上为住所。17黄传兴、欧珍珠夫妇经营的仁心点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间之一，据其后人回忆：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开点心店。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他们)相互之间常打架，因为拉车的人，钱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怀疑被人拿了。没有钱付饭费和住宿费的，用香烟盒子记账。但是后来我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因此)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间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一般是同乡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黄家来自莆田石庭村，他们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在同乡会馆和宗亲会形成之前，这种苦力间是同乡同族的主要认同标志，对早期同业公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芙蓉坡的早期兴化人，主要来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东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顶等地。所谓“溪顶”，是指木兰溪上游的莆田华亭和仙游榜头、赖店一带。这些来自不同村落的兴化人，最初为了争夺地盘与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过械斗。据现年80多岁的刘文彬老先生回忆，当时因为石庭黄氏人数较多，控制了火车站、巴士车站一带的地盘，所以东亭、坂尾二村移民结成联盟，与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顶人”，主要是为英国政府从事搬运工作，“早期他们人很多，而且比较高大粗鲁，而石庭人则比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们”。19在成立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之后，这些矛盾纠纷才趋于缓和。

　　东南亚兴化人的移居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所谓“落叶归根”，主要是指二战前的候鸟式移民，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到海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口，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间，晚年则回原籍定居养老;所谓“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战后举家外迁的移民，他们在侨居国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渐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兴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战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笔者在芙蓉坡观看了福莆仙联谊社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收集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文献。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册》，详细记载了参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讳，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当地兴化人的聚居形态。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对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参加超度仪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长，因此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传历了3代以上。从这些家族的籍贯看，来自莆田江口的移民最多，其中共有石庭黄氏61家，坂尾许氏7家、西刘刘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关氏3家、东亭欧氏2家、庙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张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为来自“溪顶”的移民，共有华亭徐氏3家、仙游杨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苏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萧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为莆田其他乡镇的移民，共有涵江苏氏1家、加口林氏1家、东尾郑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还有来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陈氏7家，他们也是来自兴化方言区的移民，因而也被视为“兴化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芙蓉坡兴化人的总人数约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兰全州的兴化人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别来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数十个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聚居的规模都不大。然而，在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却有着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维持同乡同业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