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共性的结构转变，并为公共性创造了一个虚实交织的实践空间。这一空间吸引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中，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和行动。由于其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了无所不在的角色，因此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互联网拓展了公共性的实践空间

　　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虽然其涵义极其丰富，且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公共性仍有被大家强调的基本内涵，即在国家权力之外，公民自由讨论公共议题，自愿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这种公共性实践，是在具有公开性、批判性和合法性特征的公共行动空间中展开的。阿伦特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形态，认为公共领域是由行动所塑造的，它以道德同构和政治平等为根本前提，以言语、劝服而非暴力为基本手段，表现为公共场合对话的公开性，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阿伦特强调，这种公共领域的实现，需要公共性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①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②而汤普森认为，公共性作为一个由行动和事件所建构的能见空间，是经由符号交换，在公共领域中以能见性的过程而呈现的。③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性与媒介有着密切联系。哈贝马斯肯定了印刷媒介对于公共领域的积极意义，但认为电子媒介阻碍了有距离的思考和批判性的讨论；互联网可能会肢解现有的公共领域，使富有意义的联系化为乌有。与哈贝马斯不同，汤普森强调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形态的公共性。这种新公共性是一个象征形式的对话空间，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地点，并具有结构开放和参与者不在场的特征，是一种协商式的中介公共性。

　　从技术角度来说，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自由、匿名、弹性、去中心、网络化的空间，这一技术空间为新的社会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卡斯特所说，一旦经由人们的社会行动，将互联网的这种技术特性扩展渗透到整个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的实质性转变。④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共性的结构转变。互联网塑造了一个不需要身体共同在场的虚拟公共空间，因而大大拓展了公共性的实践空间。

　　首先，互联网为公共性创造了一个虚实交织的实践空间。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技术空间，而且是一个由共识、想象和兴趣凝聚而成的新社会空间。在这一社会空间中，各种传统的社会边界和社会机制正在发生转变。互联网通过对各种现实社会边界的不断消解和重建，创造了一个新的行动空间，吸引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中，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和行动，这是一个比现实社会空间更加广阔、开放、自由、灵活、自洽的公共空间。

　　其次，互联网使信息获取和传播变得十分容易，并因此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意识，增加其政治和社会宽容度。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信息的获取是公民行为产生的前提。网络媒介的兼容性、交互方式多样性等特点，使其汇集和传播的信息十分庞大和丰富，这有助于网络使用者扩展政治视野，增加政治知识，减少政治冷漠。而且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不仅使巨量信息的快速、廉价传播变得可能，并极大地方便了网络使用者的主动信息发布。这种主动发布十分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提升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网络空间中多元政治信息的呈现、传播和交汇，各种不同观点的分享、争论、竞争和交锋，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意见、观点的容忍力与接纳力，培育公共性建设所需要的宽容精神。

　　最后，互联网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网络互动的便捷、低成本、跨时空限制、匿名、开放、方便在线交流等特点，特别适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网络互动不仅有助于扩展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有助于地理上分离的人们，组成各种类型的在线社会团体，如兴趣小组、宗教团体等，并帮助团体成员展开有效的社会沟通、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这种在线社会团体有助于促进团体成员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同时，网络互动建构的松散关系网络能够为人们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对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