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1926-1999年）是研究毛泽东的海外著名专家之一，他和他的老师费正清被全世界公认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毛泽东的研究思路与范式被称为“史华慈模式”。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将近十本，其中《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影响最大。

　　史华慈第一次在西方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论断，并界定了“毛主义”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他主张的“异端说”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中重要的主流观点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史华慈试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和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给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史华慈模式”的主题：“毛主义” 与独创性异端

　　史华慈被人称道的就是他首先指出了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之处，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论”，并由此引出“毛主义”和“异端说”的理论框架，得出“史华慈模式”的主题：“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这一概括在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同时也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因为它在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因此对当时美国的影响巨大。

　　独创性的意义在于它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主义来论断，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考虑，着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性和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异端说”成为学界争论较大的一个观点。他和施拉姆一样认为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的经线和纬线。但是他在强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 “分解”，并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而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再“分解”，在再纠正“莫斯科中心论”的同时却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道路是一种“异端”，将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片面化、绝对化，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分离。

　　（一）“毛主义”：立足于中国现实特殊性上的独创性

　　史华慈提出了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论断，鲜明地指出了“毛主义”的独创性，同时着重指出“毛主义”是在马列主义传统的范围内做出理论上的创新，“这些理论是一种战略指导。毛泽东依据其长期的政治经验和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使自己的战略与马列主义的范畴融为一体。”

　　史华慈认为这种独创性是毛泽东以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为根据的，指出“单单从马列主义狭窄的前提出发，是不能理解毛主义发展过程中党的问题的”。史华慈的这种理论框架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强调毛泽东思想与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强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并适应于中国的特点。“中共的思想理论形态若脱离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就会毫无意义，因为他是经过艰苦探索才建立起来的，是近代中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既符合理智又饱含激情的答案。”史华慈强调在中国社会及其中国革命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史华慈纠正了“莫斯科中心论”。但同时史华慈把毛泽东的一系列独创性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差别过于夸大，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断裂。实际上，将毛泽东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异端”说

　　史华慈所说的“异端”在这里是相对于列宁主义而言。

　　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一种对正统理论形态的“分解”，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对它的“丰富”和“深化”。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毛主义”表现出的一种“异端”，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重要“分解”，尽管中共在其核心观念上还维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念。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毛泽东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把这种独创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应看到史华慈的“背离”和“异端”的贬义，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完全由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

　　“史华慈模式”的研究范式：“人的模式”与“三角互动”

　　史华慈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将毛泽东视为“人”，并非 “神”或者是“恶魔”，这就防止神化和妖魔化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

　　史华慈在其《中国和其他事务》（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活动的领域，这就是“人的模式”，就是以毛泽东的意识活动作为毛泽东研究的出发点。史华慈指出，人的有意识生活可以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基于这种网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重点在于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来考察毛泽东的意识活动。这就是“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研究方式。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正是这种“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方法的体现。“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及其内部政治斗争来考察这个运动中的一段历史。”因此，他笔下的这段中共历史(从建党到1933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经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及其他革命精英在面临不同处境和复杂任务下“想而又想”，“用什么方式去完成或未能完成这些任务”，从而一步步展开的。这是“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研究方式的突出表现。

　　史华慈坚持“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研究方式，使得他的毛泽东研究更注重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出发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动态，使得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显得十分饱满。与此伴生的是过分注重对毛泽东个人思想意识的考察，使得史华慈不可避免地产生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的错误看法。

　　“史华慈模式”对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研究方法的启发

　　（一）“人的模式”的借鉴

　　史华慈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其“异端说”理论。虽然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仍然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尤其是“人的模式”的研究范式，对于研究党史上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也是这样。

　　目前在国内和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中有两种错误的倾向就是神化和妖魔化。

　　胡乔木曾指出：“写党史时遇到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免不了感情上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对这些人物都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了不可理解的。”“人的模式”的研究范式使我们将毛泽东还原成历史进程中的人，毛泽东并非是神，他的思想也会受到自身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应当尽量摒弃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二）独创性与具体的历史情境

　　“史华慈模式”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就在于特殊的中国历史情境下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殊性，虽然他得出了“异端论”的错误的结论，但他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那就是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探究。今人对历史人物思想的评价往往会以今时今世的标准来评价历史，往往有失偏颇。研究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的思想谱系变迁，评价其思想都应站在当时大的背景下进行。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和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

　　（三）意识形态与对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扬弃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问题，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就应当将其放在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充分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总会遇到“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也总会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局限。但他们在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上由于禁忌较少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毛学”热、中国热使得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整理的出版和以施拉姆、史华慈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研究专家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