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文明演进的最急剧、最敏感的场所,城市诗歌的兴起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在城市化背景下,诗人或眷恋城市生活趣味,或以批评的眼光审视城市生活态度,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描写城市中的各种事物,使诗歌呈现全新气象,为城市增添更多诗意。

　　关于“城市诗”,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燎原认为,城市诗是城市日常生存中内在的心理体认,是诗人在与城市生态的相互容纳中一种城市化了的情感立场、艺术方式和审美趣味。缪克构的定义是,城市诗指人在城市生态中的精神活动所化作的诗行。而依照笔者理解,城市诗是用现代城市意识,形象表达城市人文关怀,集中反映城市生活的诗行。

　　战争史诗与新兴都邑

　　引发城市书写

　　传统上,人们按照题材把诗歌分为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哲理诗、咏物诗、咏怀诗、咏史诗等,没有明确提出城市诗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没有城市诗。实际上,城市诗很早就已产生,可以说有了“城市”,也就开始出现了“城市诗”,尽管在古代“城市”的内涵外延与今天不尽相同。例如,古希腊史诗就是典型的城市史诗,而我国整个《诗经》文本形成的社会背景就是新兴的都邑世界。荷马史诗里的核心地域是城堡或城邦。城堡的外围有一片原野或乡村地区,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城邦,城邦人民包括城镇、郊区和乡村的居民。在古代,某些王者或统治者占有一个以上的城镇,而以王者居住的城堡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从某种意义说,古代的战争就是一场城市的争夺战,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对特洛伊城的争夺。荷马史诗就是以这样一个基本的城邦政治实体为对象书写的。

　　在我国的研究者看来,《诗经》中虽然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大型史诗,却有小型史诗或微型史诗。马克思曾根据希腊史诗的各种类型归纳出形成史诗的三个基本要素:歌谣、传说和神话。按照此观点,《诗经》则具有史诗的一般特征。例如,史诗一般产生于城邦文明建立之初,具有鲜明生动的神话形象和富于历史性的含义的故事情节,包含丰富的传说和神话,具有歌谣的动人情致等。商、周史诗都出于王室的巫、史、乐官之手,都是用于祭祀朝会的配乐、配舞的乐歌。

　　《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殷武》是被多数学者认同的商代史诗。这三首祭歌不仅追述了先公先王的开创历史、武功赫赫的业绩,同时歌颂了祖先安邦立国、泽及九有、兴发祯祥的德行。诗句以满怀感激之情诉说着安居之乐的美好。周代诗歌的史诗因素更显突出,其中以《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最具有典型性。《公刘》是一首颂歌意味浓厚的史诗。公刘从容勘察地形,营国经野,表明周人进入了分国分野(城乡划分)的时期。从公刘开始,周室五迁,每迁必新作城邑。公刘建“京师”,开始了周人的城市营造史,这同时也是建国的过程,筑城、建国、安邦乃是为历史奠基的同一件大事的不同方面。诗人将这一历史过程具体入微地描写出来了。(杨宏声:《中国早期都市传统中的诗歌》)《绵》则记载了古亶公父率周人迁徙定居的故事,可以看作一首城市创建之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诗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西方诗人最先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带给人的心理变化,贝特朗、波德莱尔开启城市诗风之先,法国的兰波、比利时的凡尔哈仑、美国以桑德堡为首的芝加哥诗派,将城市诗歌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中国,自从新诗诞生,诗人的目光便没有离开过城市。如郭沫若、艾青,特别是唐祈、袁可嘉、杭约赫、杜运燮、陈敬容等“九叶”诗人,更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城市为主要书写内容,写出了旧中国城市的污秽,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都市里感受到的痛苦和内心的荒凉,如《时间与旗》《上海》《复活的土地》《追物价的人》《冬日黄昏桥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