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化特性就是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而且，随着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交融，文化人物很可能成为将来文学创作表现的重要对象。对林语堂的小说而言，其人物形象应被称作文化典型，因为他们所承载的主要是文化符码，而不是社会和时代信息。

　　“典型”是我们分析小说人物的重要概念。典型必然包括共性和个性，但由于受一些固有观念的影响，典型的共性特征往往被当成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属性。这一观念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不少真相。譬如，以之衡量林语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无法揭示其价值所在。实际上，“共性”可以来自多方面，社会生活只是其中之一，其他方面也不容忽视。文化特性就是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而且，随着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交融，文化人物很可能成为将来文学创作表现的重要对象。对林语堂的小说而言，其人物形象应被称作文化典型，因为他们所承载的主要是文化符码，而不是社会和时代信息。

　　通过典型人物传达文化观念

　　“放浪者”是林语堂小说中的一种主要人物形象。除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着力于宣扬这一类人物外，他的《红牡丹》、《奇岛》等也是如此，此外，他的一些非小说的叙事性作品如《苏东坡传》中的人物，也可归结为这一类人物形象。“放浪者”是大智大慧的人，他们快乐逍遥，热情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安宁，不为世俗功利和渺小自我所蒙蔽。他们是一种典型人物，但不是社会典型，而是文化典型，因为他们体现的主要不是作者对社会和时代风云的认识，而是其文化观念。

　　林语堂的文化核心观念体现为“gay science”，即快乐科学。国内一般将之译成快乐哲学或愉快哲学。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而在什么是快乐、快乐何以实现、应该遵循什么道德原则等问题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林语堂通过他所塑造的“放浪者”形象，阐释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对快乐的理解并非个人独创，而是集中了人类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他对中外文化的综合观照。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三大主流文化，即儒、道、佛。林语堂不太喜欢道佛两家的出世颓废态度，但认同它们在世界和自我关系上的理性智慧。他从这些认识出发，审视现代人膨胀的自我意识。同样，林语堂吸取了儒家“合理近情”的俗世精神，修正其轻视人的自然本性的偏见，张扬性灵主义。此外，西方文化是林语堂塑造“放浪者”形象的又一文化源泉。他洞悉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认识到它对人类快乐追求的消解作用，因而用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现代的尼采来与之对抗。伊壁鸠鲁和尼采均探讨幸福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如何实现幸福。伊壁鸠鲁说：“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他对感觉快乐的强调、对快乐的德性功能的阐释，对林语堂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尼采对快乐的崭新理解与其现代无神论思想密切相关。林语堂从尼采以及与之思想相近的哲学家那里学会了怎样尊重个人俗世幸福，规避功利主义对个人幸福感的危害。这些构成了林语堂小说“放浪者”形象的主要文化元素，具体到每个人物，则其内涵更为复杂、细致。

　　突破传统文学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作家创造社会典型人物形象的冲动来自反映社会生活、改造社会生活的欲望，那么可以说，林语堂创造“放浪者”形象则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这种人物形象的出现，只有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并构成多元状态之后，才有可能。选择、搭配、改造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文化类型是林语堂塑造文化典型的原动力和目的。这种人物形象的意义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世界文学”的一种形态。歌德在《歌德谈话录》里论及中国文学时郑重地谈到了“世界文学”的观念。按照简·布朗的说法，歌德是“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与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林语堂的“放浪者”形象正是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的结晶。这一点既表现在“小说三部曲”中，也表现在其他几部小说特别是《奇岛》中。“小说三部曲”《朱门》、《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中的人物分别是饱蘸了西方文化的儒家、道家和佛家人物；《奇岛》中的人物则是世界文化的大荟萃。

　　第二，它预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种趋势。如果说社会典型人物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表现了人类社会处在一定阶段时的状况，那么，文化典型人物则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类精神所达到的协同、一致之处。

　　第三，它是文学与文化创新的实践。林语堂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非常突出，比如他在《奇岛》中让人物对现行的各种历法提出批评，并且提出一种现代历法。而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对传统文学中人物形象类型的突破。传统作家创造人物形象，常常是为了突出其社会观念、政治态度、道德立场等，而林语堂笔下的人物超越了国家、阶级和伦理道德等观念，是作者对人性发展的想象，具有一定的文化实验意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林语堂小说研究”（13BZW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