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学奖项丰富多彩，但在这些评奖中，翻译并不受待见。

　　翻译不被承认，译者的译作不算成果，译者也不让“站封面”，原因很多，其中当然也应该包括译者的自我淡化。

　　译者没过学者关而制造出来的译本，坊间比比皆是，我们稍加注意，触目就是“裸版”译本，学术翻译没有“导读”、“后记”、“附录”等，文学翻译没有“译本序”、“译后记”等文字。

　　今年2月中旬，娄烨执导的《推拿》　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摄影奖，该片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小说。这让我想起毕飞宇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小说家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写老。”而说到译者，套用他这句话，我们不妨说，“一个译者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译老。”是啊，能一直写到老，当然是最浪漫的，但要把自己译老，虽然也浪漫，但据我对译界内外的观察，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现在翻开读书类报刊，走进书店，都能看到每年中国出版大量的翻译作品，包括外国文学翻译，但出版社的书讯里，涉及翻译作品时，往往仅给出原作者的名字，通常译者的名字是忽略不计的。译著勒口上往往也仅见原作者的名字和介绍，而没有译者的信息。新浪中国好书榜2013年榜十本好书有一半是译著，但只有原作者的名字，根本没有译者的名字；《文艺报》“新书贴”时有译著信息，也无译者姓名。《信息时报》2013年年底报道了译林出版社推出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圣路易斯雷大桥》《我们的小镇》中译本的消息，内容详细，却找不到辛苦译出这两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译者的名字。我们不禁要问：译者的名字都去哪儿了？

　　目前对译者的忽视还体现在一些管理部门不合理的做法上。老翻译家屠岸先生指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不提文学翻译，这是缺憾。”他还说：“如果不认识翻译的作用，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发现现在的文学奖项丰富多彩，但在这些评奖中，翻译并不受待见。我去年看到某诗学奖评奖通知中说，此次评奖范围为2012年第六期至2013年第五期在某某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与诗歌理论作品，但紧接着特别在括弧里加了条限制：翻译作品除外。要知道，该刊发表的诗歌是包含译诗的，可到了评奖的时候，竟没译诗什么事了。

　　在高校工作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大都对科研非常重视，有人曾经说过当下的高校是“作家去势，学者横行”。中文系和外文系如今似已不复当年出作家和翻译家的景观；眼下不管有没有兴趣，也不管有没有积累，统统都要做科研，人人都在报项目，连本科生都要求发表核心刊物论文，而几无学术积累和前期成果的青年教师都在申报国家级项目。学校是讲究学术的地方，所以只认论文、专著，当然还有项目。在这种情形下，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当然就不算成果，无法获得奖励，对晋升职称也没有帮助。

　　翻译不被承认，译者的译作不算成果，译者也不让“站封面”，原因很多，其中当然也应该包括译者的自我淡化。比如就劳动所应得的稿费，我接触到的译者，特别是功成名就的翻译家，好像大都并不太在乎稿费，因为现在还在做翻译的人，大都是出于个人喜爱，目的不在于稿费，最多是贴补家用而已，虽然能高些最好。这样的一个心态却常常被少数出版社利用，反正你翻译也不是为了稿费，那就能少给就少给，能克扣多少就克扣多少。我就遇到过瞒报的情况：版权页上明明写的是五十六万字，给译者的稿费却只按四十九点二万字算，理由是译著里对话比较多。有的出版社图书版权页上则干脆不写字数，还有的出版社在译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私底下把译著转给境外出版社，牟取利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译者即使事后知道了，大多数也是因为怕麻烦，时间精力也耗费不起，于是不了了之，客观上也使译者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护，长此以往，遂积重难返。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翻译家对自己从事翻译，虽说也喜欢，却心有不甘，言谈之间流露出遗憾之情。在一次采访中，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臧仲伦先生就说过：“我翻译，并不是我只能翻译，我还能干别的。”老一辈学人因为种种命运和机缘，也因为受到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而终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还有翻译以外的种种美好的梦想。若有机会，他们也许会舍翻译而奔向其他事业。文洁若女士就讲过：“翻译其实也很有意思，虽然没创作那么带劲儿，但是翻就给翻好了。”这里可以看出她对翻译的认真态度，但也听得出翻译在她心目中并非处于首要地位。萧乾、童道明等先生也有类似的感觉，总认为能创作，就不翻译。译家这样的翻译观和自我认识，这样一种内心的纠结，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提高翻译地位的难度。

　　译者没有学者有权威，不如作家有影响，可一个译者———一个优秀译者又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炼成的，尽管现在翻译的门槛貌似很低，很多人学了一门外语，凭着一本词典就开始干活了，以至于出现各种“神翻译”。严格地说，一个称职的译者不仅要掌握一门甚至一门以上的外语，而且要了解两种文化，还要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王佐良先生当年说过，一个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一个句子，乃至于一个词都颇非思量，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道出的是翻译的艰辛。译者地位不高，但任务可不轻，唐朝就有人说过：“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除开做好“换易言语”，译者还需帮助讲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使相解”；也就是说，他还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否则，就没有达到翻译的目的。

　　一方面，译者的地位很低，连名字都常常“被隐身”，另一方面，做个称职的译者又是这么难。余光中先生说过：“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他的意思是说，译者既要像学者那样饱学，又要像作家那样擅长表达。译者没过学者关而制造出来的译本，坊间比比皆是，我们稍加注意，触目就是“裸版”译本，学术翻译没有“导读”、“后记”、“附录”等，文学翻译没有“译本序”、“译后记”等文字。虽说现今有些出版社以为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水平提高了，像译序这种译本以外的部件反倒会妨碍读者的阅读，但我认为，将“裸版”译本交给读者是潦草之举，没有真正尽到一个译者的责任，客观上恐怕也给社会轻视译者找到了部分理由。

　　有人说，书译好了，大家夸原作者，译坏了，就骂译者。翻译近乎勇！尽管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的译者出于个人爱好，当然更是出于对翻译重要性的认知，带着诚意在做着翻译这件吃力而难讨好的事，其精神可嘉。也因此，我们的社会在日益重视翻译的同时，理应更多地重视翻译作品的生产者———译者，至少可以提一下译者的名字，岂能习惯性地一省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