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男女主角的电影

　　娄烨：那时候毕老师跟我说，这是一个没有男女主角的小说，我说，这是一部差不多没有男女主角的电影。没有男女主角的小说，还好一点，但电影如果没有男女主角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改编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做了第一稿，给毕老师看，他还挺满意的，看上去小说原来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在里面，但是实际上它才两三万字，很少。我们希望能够保留原小说的大的感觉，不知道保留下来没有？

　　毕飞宇：其实，这个电影我从原著作者的角度看，觉得特别满意的一点是在看一场一场戏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电影跟我的小说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把整个电影拿起来看，就会发现小说的整体跟电影的整体非常合，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知道，有一天娄烨会拍《推拿》，我不会这么写，为什么呢？这个小说我冒了很大的风险，没有主人公，我特别想做这样一个尝试——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了一个精神上的想法或者追求：我渴望人人平等。所以在小说里面我也渴望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分主次。等知道要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娄烨，这个电影怎么拍呀，当时这个感觉非常强烈。

　　进行不下去就给毕飞宇打电话

　　娄烨：其实决定拍《推拿》是很快的事。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是一口气读下来的，当时没有想得很具体，比如说没有男女主人公，或者说是散点透视，或者说是分章节特别随意等等，只是觉得太好了，肯定可以拍。

　　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决定有点儿草率了。因为确实有很多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怎么来平衡人物，怎么来处理这么多故事线。视觉化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麻烦，我就给毕老师打电话，我俩经常聊。

　　毕飞宇：假如我是导演，我不会干这个事，太冒失了。冒失在哪儿呢？大致上这个小说有十几个人物，五六对关系。如果大家看过小说《推拿》的话，你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时间是清晰的，每个人都有简史，这对小说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人物吃饭、哪怕睡觉时，我都可以把人物的简史交代清楚，可是对电影来讲，如果你在每个人出场以后再交代简史的话，交代完了，两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这么多的人物关系，娄烨当时重点怎么考虑的，这一点我也挺感兴趣。

　　娄烨：确实，后期工作非常困难，断断续续长达一年，每一次进行不下去，我就给毕老师打电话，也不一定聊这个电影，但是我必须要问他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聊过好多象征主义、暗示、暗喻在小说里头怎么来理解。我了解一点视听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暗喻什么的，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文字作者对这些是怎么理解的，这些杂谈对电影特别有帮助。

　　“娄烨竟然说我是象征主义？”

　　毕飞宇：给大家透一点小料，娄烨导演看完《推拿》小说以后，给了《推拿》一个定义，他告诉我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我听了以后，很诧异。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写实的作品，为什么是象征主义？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法国去宣传法文版《推拿》，一坐下来女主持人就跟我讲，你写了一个象征主义的小说，当时我的脑子就飞回北京了，我说怎么又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么一个仔细描写盲人生活的小说，在他看来是一个象征，描绘了一个人的基本处境，大家都在挣钱，大家都在挣钱的路上，可是谁也看不见道路，谁也看不见对方，谁也看不见人，甚至谁也看不见物质。后来我们进一步聊这个电影的时候，关于到底什么是写实、什么是象征主义，谈得特别有意思。无论是娄烨还是我，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一个地方，我们是都可以满意的。我们紧紧抓住了线，至于针是什么，我们可以不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一切交给读者，交给观众，交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