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忍的理想主义者

　　——纪念异国恩师畑中和夫先生

　　有生以来，可恭称为恩师的贤达不止一人，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年轻时留日期间的授业导师畑中和夫先生。

　　说起畑中先生，眼前就浮现出他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虽年事已高，却穿着整洁的西服，将略为稀疏华发一丝不苟地梳拢在脑后；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但睿智的目光似乎洞悉了人间纷繁万事，而微抿的嘴角，时常挂着温和而又神秘的微笑。

　　如今，先生去世已有两年多了，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缅怀，但酝酿了几回，始终未敢率尔操觚，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应该如何切当地描述这位个性内涵极为丰富的异国恩师。就这样，这篇文章一直欠了下来，终成为自己良心上越滚越大的一笔债务。

　　眼下，就在正要开始偿还这笔“心债”之际，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多年来正是一点一滴学着先生的样子在做着教授的，只不过仅得皮毛，未入阃奥，不及其万一而已。不惟如此，如果在当今中国，留学的履历还可以附加一些炫目的光圈，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种“光圈”则属于一种“不当得利”，因为在那一段机缘之中，我承蒙先生的师恩良多??????

　　一、初见

　　初见先生，是1990年底的某日午后，经立命馆大学一位行政人员的引荐，我来到了先生的个人研究室。

　　那年，我27岁，累累若一叶浮萍，正寄身在前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大阪大学外语学院）西村成雄教授门下当一名研究生。在日本，这是一种学位课程之外的学生，为期一年，当时我的签证也快要结束了，须马上正式考上一家大学的硕士生，才好在日本继续学业。这时，我想到了立命馆大学。我闻知这所大学里有不少左派进步学者，猜想他们可能对我这样的中国学生应有一些亲近感，而这个大学的名称也恰好应和了我当时作为一名惶惶然的中国学生“安身立命”的愿望；更何况，听说法学学科是其自明治时期建校以来的强势学科。

　　立命馆大学有数个校区，法学院就在其本部的京都衣笠校区，那里窗明几净，那天午后更是阳光明媚。畑中先生在修学馆的个人研究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研究室里书架林立，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装裱了书法拓片的镜框，谛视之下，才知是中国唐朝王翰的那首凉州曲。坐定之后，我便说明来意，说是想报考立命馆大学法学博士前期课程公法专业，师从先生学习宪法学。他便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末了，颇为干脆地问我：君（きみ），有没有什么论文带来？

　　在日语中，“君（きみ）”，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很亲切的称呼。我听了，倍觉温馨。后来我知道，这是先生经常对学生使用的一种称呼。

　　“有的！”我立刻应声说到，并随即拿出一篇随身带去的论文，“我恰好在大阪外大期间写过这一篇论文，但很抱歉，是用中文写的”。

　　先生说先给我看看吧。于是我就将那篇长达二三十页的论文呈了上去。

　　事后得知，作为比较宪法的专家，先生精通英文和俄文，也略通德文，但不熟悉中文，不过，作为受过一些汉字教育的日本学者，他当时还是翻阅了一下我的那篇论文，并让我介绍一下该文的问题意识和论旨。我现在推断，他当时不仅想听一听我所说的内容，同时也有可能想捕捉一下我在叙述这些问题时的神色，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热情，但在整个过程中，他对我那篇论文并没有任何评价，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问我可否在一周之内用日语再写出一篇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论文来，要求是主题可与此篇不同。

　　不得不说，这是一位老辣的教授。我正色道：嗨！知道了！

　　一周后，我再度来到他的研究室，向他提交了一篇刚刚写就的习作。此文篇幅不长，但已懂得引述和梳理当时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宪法问题的两个名家、即浅井敦先生和西村幸次郎先生的一些学术见解，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先生当着我的面浏览了这篇文章，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博士前期课程的入学考试了。

　　1991年4月，是我记忆中的日本樱花开得最为烂漫的季节——就在那时，我正式入学立命馆大学，开始攻读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公法学专业。

　　当然，所谓“博士前期”，只是相当于硕博连读的硕士课程，为期两年。如果能顺利进入博士后期课程，那才真正相当于博士课程，为期三年。不过，按照日本的情况，完成博士后期课程之后，大部分学生不能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尤其如此），为此，修毕博士课程后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在日本颇为正常，并可照样在大学寻得教职，但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这种结局很难被自己的国人所理解，为此，当我在入学那天从立命馆大学衣笠校区的南门迈进该校时，便默默许下了一个愿望：毕业时一定要拿下博士学位，否则就学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杀！这自然是年轻偏激的一种表现，但多半也成为励志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