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我的田园我做主

　　一

　　陶渊明所处的中国，是人命无常的魏晋南北朝，舟楫车马沉默匆忙，人间的道路险象环生，名士少有保全者，只有山林寂静安全。此时的陶渊明，还年轻，还在做着“大济苍生”的梦。

　　这时候，在浔阳柴桑的天空下，你还无法把这个追梦少年的英姿和日后那个隐逸村夫的形象联系起来。人啊，怎么就从一开始对世界的满腔热情，转而变成晚年写《感士不遇赋》的心灰意冷了呢？那些陪伴他长大的春燕，在堂前斑驳的梁柱上已经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窗外的菊花鲜妍地盛开然后无声地枯死。虽然家道衰落，但好在有书可读。和风清穆，吹拂那一页页陈旧的篇简。先师的遗训不敢有忘，上古的理想铭记于心，忧道不忧贫的陶渊明那时候志向很大很大，他那时是“少时壮且励，抚剑独行游”。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是喜爱“六经”并深受儒家教养的。儒家的忠孝信义伦理观念以及孔子“进德修业”的教导，都曾经对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发生过作用。在他内心深处，勤于政务的曾祖陶侃始终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偶像。陶侃所建立的赫赫功勋是陶渊明最向往的，他渴望有所作为，“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些激情飞扬的诗句里，浮现出的是青年志士意气风发的俊朗身影。

　　陶渊明29岁这年，谋了个祭酒的差事。这时候，王凝之正任江州刺史，以王氏为代表的士大夫都普遍信仰一种叫作“五斗米道”的早期道教，祭酒其实就是“五斗米道”的主持。王凝之是个狂热痴迷“五斗米道”的教徒，而陶渊明偏偏又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他不堪祭酒一职，与上司王凝之的冲突不断。自傲的陶先生，容不得委心降志听命别人，受不了当小官的种种束缚，觉得这样屈杀了自己的才华。对于尊严感过强的人来说，官场确实和牢笼没有区别，这样的人做官一定度日如年、如在樊篱。现在，对于内心敏感的陶渊明来说，官事繁琐、案牍劳形、虚文缛礼都与他喜好清省的性情不合。凶险的现实政治和浊流纵横的世风，使他满心失望。陶渊明只能退隐乡田。解归之后，他又很快被召为州主簿，但他却辞而不就。

　　第一次仕途结束，陶渊明并未灰心。只是运气不好吧，既然“达”不成，就独善其身，回家读书去。陶渊明归去了，一去就是6年。在这6年中，他娶了翟氏，并且有了三个儿子，再加上亡妻生的长子，一共是四个儿子，他不得不考虑全家的生计问题。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又一次选择了从政。

　　陶渊明35岁时，天下更乱了。他来到荆州，投到荆江二州刺史桓玄门下当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桓玄令陶渊明起草《讨海贼表》，实际上是为了造反，陶先生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作为一个秉承儒家思想的正统文人，陶渊明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绝对不想趟这谋反的浑水。桓玄的种种丑行，加上行役之苦，使他对仕途感到厌恶。“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恰恰这年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于是他因母丧辞职回家，丁忧3年，名正言顺。陶渊明守在母亲坟前感慨万千。

　　儒家用世的热情渐渐熄灭了，随着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的增多，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的春天，他第一次走上田野，开始躬耕实践，尽管为时很短，却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那是一种紧贴大地的真实，是远离现俗的舒展。他愈发坚信，唯有躬耕田园才是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