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非最近一直在为自己的两本新书奔波宣传，《相遇》收录了他二十多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博尔赫斯的面孔》收纳了他近年的散文和文学评论。

　　《博尔赫斯的面孔》的腰封上写着——“著名作家格非的二十堂文学公开课”。格非说他无意说教，“我编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集子，出版方从他们的理解里挑出来一个东西，说这是文学课，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讲得比较系统，但是我绝对没有要给读者上课的意思。”

　　如今著名作家走上大学文学系讲台已经蔚然成风，我们能在高校创意写作中心负责人或客座教授的冒号后面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梁晓声、王安忆、刘震云、方方、毕飞宇、莫言、贾平凹……文学教育需要作家参与，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格非——更确切地说，是刘勇老师——与其他“半路出家”上讲台的作家还有些不同。

　　早在1985年，格非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成为教师站上讲台，这比他创作《迷舟》的时间还要早。格非喜欢当老师，他一直说近三十年自己是“专职老师、业余作家”，他愿意看着学生们“在一生中最美的时间”读书。“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成年人，在学习知识，被大学保护。”

　　后来，格非赴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听说他要来，一个“看着先锋派作家长大”的女生选他作导师，第一次正式见面，她把所有复杂的心情都化为一句“格、格、格老师好”。格非也没有纠正她。后来格非把她的作品推荐到《收获》，又叫上李洱、北村去给女生的演出捧场。女生后来混迹媒体圈，她说：“格非对一个学生的举荐，确实让人始料不及。”这个女生，名叫吴虹飞。

　　格非说：“学生永远会给老师带来启发。我对60年代的人特别了解，如果写作找人物原型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是对比我小的人，比如对70后就不甚了解，80后之后就太不了解了。学校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学生们让我吃惊。”

　　格非如今在课堂上面对的是90后——他们可以讲着话突然因为紧张而唱起歌，他们爱科幻、看克里斯蒂和钱德勒，他们被父母过度保护，少了一些该有的成熟……尽管和自己差别很大，但格非依然认为学生身上有很多单纯的、充满激情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的学生，和二三十年前的学生没有任何不同——就是说他智力正常，生活在中国。尽管有时代因素造成的差异，但不会严重到让学生不能理解文学，那完全是胡说，没有那回事儿。很多人都说年轻人不关心社会，其实相反，90后对这个社会的关注程度和视野远超过我们，而且他们更愿意投入行动，有时候让我肃然起敬。”

　　曾经有很多人劝格非，把大学教职辞掉，专职写小说，他都拒绝了。“我一直是两者兼任，因为我觉得作家和教课可以互相促进。做老师，大量的东西得经过训练，得用理论化的方式来给学生讲课。”

　　他在清华大学开三门课：电影与社会、写作，还有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的小说叙事学。格非限制选课的人数，因为他不喜欢人太多。“那么多学生在一个大的阶梯教室里面，脸都看不清楚，每堂课都变成报告。我需要一个相对小范围讨论。”

　　写作课上，他教授写作技巧。一次冯唐问他，写作是否可以教，格非非常肯定：“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写上几年，小说家靠天分是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怎么用，要不然做不出桌子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这得老师教，得让学生读书。当然自学也可以。”

　　作家上课，角度和普通的老师或批评家都不同。格非说：“厨子与食客对菜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厨子知道这个菜怎么烧出来的，可吃的人不知道。我知道加什么东西，用怎样的火候让这个菜更好吃。这是非常微妙的东西，作家是了解的。”

　　在课堂上，他讲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阿拉比》，“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他给学生讲“打气筒”的用处。“在我看来，打气筒对理解这个作品很关键。文学教育需要作家现身说法，我兼有两种身份，可能对于我以及学生来说，都会比较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