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宝岛自由行，没有去阿里山，也没有去日月潭，而是去了南港，拜谒胡适先生故居，后又到仰德大道探访林语堂先生的有不为斋。曾有报道，某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八卷本　《林语堂英译精品》文集封面出错，封面上的人物不是林语堂，而是林语堂的老乡杨骚。真是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年代！据说，文集的封面是重做了，但出版方并不认错，辩称：“采用民国时期的风格绘制封面图，与某知名作家可能较相像”。这番辩解显然是无力的。封面的设计者、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是断断不会将鲁迅、茅盾、巴金的头像搞错的。显然，我们对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并不熟悉。

　　最早知道林语堂的名字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一附中读高中，课文中有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文章第一句就是：“《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既是鲁迅先生批判的人物，自是反面的了。后来读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记得有介绍林语堂先生的条目。最近翻阅这部曾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版），书中在介绍周作人时提到“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　‘中庸’和‘费厄泼赖’”。

　　林语堂的名字为内地百姓所知晓，大约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京华烟云》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大陆风靡一时，于是知道他是一位很能讲故事的小说家。九十年代，买了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　《中国人》，在引言中我读到了林语堂先生对西方老中国通的批评，“他作为中国问题的唯一权威”，“连续讲三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他打高尔夫球”，“喝李普顿茶，读《字林西报》”，“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看来林语堂也并不“中庸”。而他那部《中国人》是“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赛珍珠）。

　　林语堂先生的住宅由他自己设计，一如其人，中西合璧，相得益彰：从前院看，是中国式的四合院，从后院看则是西班牙式的别墅；穿过西式的拱门，走进中式的庭院：翠竹、奇石，一潭清水，几尾金鲤；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顶着的却是中国的琉璃瓦当。正如先生所要求的“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中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室内挂着他的大幅照片，也是中西合璧：身着一袭中式长衫，手执一支西式的烟斗！

　　屋子的最南面是书房，两壁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陈列着先生的藏书；　靠窗是写字台和两个矮的书架，书架里叠放着一只只牛皮纸信封，里面存放着先生的手稿。他的女儿林太乙曾经回忆道：“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完成了《当代汉英词典》。词典的检字法是根据林语堂先生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汉字拼音检字采用的是他改良过的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修订而成。这部词典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先生自视为“一生写作生涯的登峰之作”。

　　书房里展览着一台打字机――先生发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机。墙上掛着他教女儿使用打字机的照片。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想发明一台“人人可不学而能用的”中文打字机。1931年，他就画了打字机的图纸，直到1946年的时候，因为七八部畅销书的版税收入，他有了十几万美元的积蓄，梦想着把打字机制造出来。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坐在书桌前，抽着烟斗，画着图纸，把汉字排列来排列去，把键盘改来改去。最终发明了有六十四个键盘，只要按三个键就能打出汉字的打字机，熟练的人每分钟可以打五十个汉字，有常用字七千，可以拼出几万个罕用字。虽然各界称许这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发明，但因为时处内战，没有企业愿意生产，语堂先生的发明不能变为商品，他由此背上一身债。在这台打字机前，我伫立良久：语堂先生不只是文学家、翻译家，还是一位发明家，是汉字键盘输入法研究的先驱！1985年，台湾一家电脑公司就在林语堂“上下形检字法”的基础上开发了一套中文输入法。

　　书房隔壁是卧室，一张无任何装饰的单人床，床边是书桌。照片上，语堂先生躺在床上，“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他曾经说过：“在这种姿势下，诗人写得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划时代的发现。”

　　整个宅子风景最好的当是客厅了。客厅里摆放着当时林家日常吃饭的小桌和宴客用的大桌。据说，桌椅是林语堂自己设计的，大桌在客人多时可以拉伸，每把餐椅背后用小篆体刻了一个“凤”字，以表示他对夫人廖翠凤的敬意。墙上挂着林语堂手书“有不为斋”。

　　林语堂先生曾经写有　《我不为》一文，解释他给书斋起名的含义。“直接灵感来自1898年的维新家康有为，他的名字意味着他要大有作为；相反，‘有不为’意指无所作为的人”，“但实质上我们彼此默契。因为我们有一句孟子的至言，说唯有不为者始有所为”。“我这个斋名还有一大优点，便是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它含有‘我无能为’、‘我无所为’、‘我乃无能为者’等意思。”他一口气写出了四十几个“不”：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决不会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星期后又说它是圆的”；“我从未不劳而获国人一分钱”；“我从不贪图安逸，自鸣得意”；“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谄媚取宠”；“我极不喜欢小政客……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尊容”；“我在谈论自己祖国的政治时，从来不超然淡漠冷眼旁观。我不乏骨气，不阴阳怪气，也不满身书呆子气”……

　　或许正是这些“不为”，让林语堂“有为”。在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中列出了作品总目，计有中文著作十一种，其中有《无所不谈集》《语言学论丛》《平心论高鹗》《红楼梦人名索引》；　英文著作四十部，其中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朱门》《孔子的智慧》《苏东坡传》《武则天传》，还有《中国新闻舆论史》等等；有英译中著作六部（不包括自己作品的英译中）；中译英著作三部。

　　推开餐厅的木门，是一片由螺旋廊柱撑起顶棚的宽敞的阳台，从阳台远望：台北天母山风光尽收眼底，青山叠翠，浮云片片。阳台下便是林语堂先生的安息之地，因为他太喜欢这片土地，生前要求安葬于此。先生曾有词云：“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在这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生活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懒散无拘，赢得工夫，说些话，读些书，何等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