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修复完成的《本草纲目》扣皮

 修复敦煌遗书

 观察纸张纤维

 给《本草纲目》包角

　　书籍是流转在时间里的智慧结晶。日久年深，书籍也会衰老、生病，需要医治。在国家图书馆里就有这么一所“古籍医院”，里面的十几位“医生”也终日忙碌着“治病救命”，只不过病患不是人，而是一部部珍贵的古籍文献。在第10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图善本部文献修复组，看看这里的“古籍医生”是怎么运用传统技艺“医治”古籍的吧。

　　破碎“纸棺材”变身珍贵文献

　　古籍的修复看似不是体力活儿，但其中的辛苦只有个中人了解。国图文献修复组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入行至今已有40多年了，他就遇上过不少棘手又艰巨的任务。

　　杜伟生入行“上手”的第一件重要文物是1976年新疆出土的一口“纸棺材”。糊在简易棺材上的纸张是驿站的账本，上有唐代文献，杜伟生和几位同行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文献取下、复原。修复的地点是故宫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廊房内，“东西很脏，热水一泡，臭气熏天，加上工作间面积狭小，那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由于时间久远且保存环境不善，棺材上的纸张支离破碎，“时常快要完成时，又会发现一块有价值的碎片，令所有的拼接、修复工作又要从头来过。”这口破旧不堪的“纸棺材”最后被杜伟生与同行们变为了30多卷珍贵的文献，“化腐朽为神奇”的满足让刚刚入行的杜伟生深深体会到了对职业的认同感。

　　另一个较为棘手的例子是朝鲜刻本《厥里誌》的修复。这件古籍相当于中国明代时期的刻本，至今也有几百年了。古籍的纸张全部絮化，“跟棉花一样，一打开到处都是‘毛毛’，沾哪儿哪儿痒痒。天又热，修复组十几个人都过敏了。”这种情况不能使修复人员们退却，经过水洗，最终这本令人头疼的文献还是被修复妥善。

　　“我们就像是医生一样，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看着古籍修复完好，那种感觉就像是医生看着重病患被治愈、出院一样满足、欣慰，”杜伟生说。

　　“整旧如旧”修复敦煌遗书

　　国图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至今也历时二十几年了，这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要求尽善尽美的过程。

　　敦煌遗书的修复始自1991年。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文献修复组组长的杜伟生受大英博物馆的邀请来到英国，参与修复散藏在大英博物馆的部分敦煌遗书。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他积累到了许多与国内传统修复原则不同的经验。“国外的修复方法是把文献四周都‘镶’起来，但是不托裱，按文献原样修复。”杜伟生解释，敦煌遗书本就是装帧简单、古朴的古代文献，如果按传统修复如裱画般的工艺来操作，“边儿也裁齐、前后都加上绫子”，那就不是原来的敦煌遗书了。

　　参考国外的经验、依照我国的特点，自敦煌遗书起，文献修复组开始采用新的修复原则——“整旧如旧”。“纸张本身也携带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现在的修复不讲究过去的‘天衣无缝’，这是图书保护认知的发展。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

　　这种修复方式不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遗书原有的文献信息，也简化了流程、提高了修复效率。国图现藏敦煌遗书16000余件，实在是卷帙浩繁。文献修复组的几位专家每天大约可修复完成6米左右，一个月约修复180米长卷。“由于办公场所的搬迁等客观原因，为了保证敦煌遗书良好的保存条件和修复环境，目前修复项目处于暂停状态。复工后，预计起码还需四五年才能修完，”杜伟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