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格非、苏童、金宇澄三位南方作家获奖，有报道称，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本届茅盾文学奖青睐江南作家。

　　总共五人获奖，就有三位江南作家，或许是一个巧合，或许也真实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某种变化，对此，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白烨说，“可能评奖时确实会有一些地域平衡的因素在其中，但在今天，当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其实是不分南北的。”

　　现代文学史上，南北文学的分野确实存在，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之间微妙的不同也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白烨说，“在历史上，有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也有北京为中心的京派文学。从大的方面来说，北方南方各有自己的特点，如鲁迅所说，北人厚重而弊在愚，南人机灵而弊在狡。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到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分野越来越不明显，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地进步，更多追求思想的内化，从社会到人，从群体到个体，文学即是人学，这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趋向”。

　　南北文学形成

　　北京晨报：在现代文学发轫时代，是否有南北之间的差异？

　　白烨：我们的国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与地域，这在古代时期，因交通不便，地域阻隔，两地人民从居住、饮食，到语言、文化，都存在明显区别和较大差异。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区隔在不断打破，差异在逐渐缩小，不像古代时期那么大了。从文学上看，现代时期仍因南北文化的不尽相同，也确实造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景。因北方临近政治中心，文学人普遍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而上海商业文化发达，文学人更具市场意识。因此，就有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派”文学。这两个文学派别对于今天的文学有没有影响，我没有研究过，但感觉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是潜移默化而已。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

　　白烨：文学上的这种分野还是源于与地理、环境、气候相关的综合因素。如气象上的南涝北旱，饮食上的南米北面，交通上的南船北马，住房上的北平南尖，人文上的北政南经，语言上的北齐南繁等等。民国学者刘申叔曾说过：“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但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这里只是各自的特点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别，高下之分。

　　文学重心由北而南？

　　北京晨报：有观点认为，很长时间中，北方文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而到当代，南方文学的生活化叙述，则更贴近人，是否如此？

　　白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现在则要存疑。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上海就一直与北京并列为文学、文化的中心，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都与上海有关。如“伤痕文学”的命名，就是来自于卢新华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较早掀起文艺政治关系讨论热潮的重要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也发表于《上海文学》。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发起于上海知识界，“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也首先出现于上海学术界。从创作上看，南方作家确实也表现出了他们在地域上带有的自身特点，比如他们更为注重日常生活叙事，写法上更善于以小见大，风格上更为细腻，等等。

　　北京晨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看待宏大主题和个人化叙述之间的关系？

　　白烨：文学，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主要还是要写人的性格，人的情绪，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人们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认识，不断深化，与时俱进，其主要标志就是“向内走”，也即走出长期以来的社会学桎梏以及政治性要求和简单化判断，向人的精神现象学、主体能动学靠近。好的创作，一定是把那些外在的东西消化之后内化于自己的艺术叙事，在故事生活化和生活故事化的娓娓道来中，去写人述事，表达臧否。因此，要说最为符合文学的本质的，那就是“文学是人学”。在这一方面，南方和北方的作家，各具优长，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