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傅吾康在中德学会

 《汉学研究》书影

　　从成都到北京：傅吾康的中国大学教师经验

　　1946—1948年，傅吾康（Fran⁃ke,Wolfgang,1912-2007）在成都的华西大学任职，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教授。不要小看这个研究所，它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出版两份刊物，即以西方语言出版的《汉学研究》（StudiaSerica,SS）、主要以中文出版的《中国文化汇刊》（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BCS）。而按照傅吾康的说法，“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编辑这两本杂志和为其撰稿，这也符合我本人的愿望。此外，我还有一堂课，给中文系学生讲英文汉学文献精选。不过，他们的英语知识相当贫乏，大部分学生由于受到传统的中文训练，因而很少接触现代科学思想进程与辨析的教育。”由此看来，华西大学对傅吾康的聘用，确实不是简单的聘任教师而已，而是希望能发挥所长，即他的西学知识和背景，譬如这里凸显的英语知识。不过傅吾康在成都的教学一开始并不顺利，胡隽吟则给他提了很好的建议，她这样回忆道：“因学生德文根本不通，英文程度太差，他很发愁。我劝他：在课堂如在家全说中国话时一样，可用中文讲。学术上的术语，以文字向学生请教，或校正口语字音，青年们一定很欢迎。这就是教学相长的原理。他就首次起始用中国话讲课，很成功高兴。”

　　虽然在国学方面或许已经登堂入室，但对于傅吾康来说，选择在成都任教两年，其实更多是一种出于家庭原因的考虑。他此前与胡隽吟（1910-1988）结婚，胡是四川人，其父亲与萧公权（1897-1981）交好，而萧氏当时在成都，正是通过萧的推荐，傅吾康获得了华西大学的职位。所以一旦北京有召唤，傅吾康自然就毫不犹豫地回到北京。在华西大学期间，傅吾康“得到了现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教研室的教授兼系主任冯至的邀请，担任他教研室里的教授职位”，这种专业变迁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有趣点。冯至当初在西南联大之际颠沛流离，连从事自己的专业德文教学都不可得，只能教教公共课，但却充满了重建一个中国德文学科的理想，所以给自己的德国友人鲍尔（Bauer,Willy）写信：“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不像过去在同济，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但可能师资的获得也并不太容易，鲍尔终究没有再次来华；这次之所以希望聘请傅吾康，也是此职位因卫德明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而空缺。

　　傅吾康应聘是在1948年，“北大的教学活动于10月1日开始。我记得，我必须借助教科书教二年级的德语课，并为程度高一点的学生讲德语阅读，我们阅读《浮士德》（Faust）第一部分；第二年，在学生们的要求下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如是说》（Zarathustra），其实我自己对尼采并没有什么兴趣。此外，我自愿给郑天挺（1899-1981）担任系主任的史学系开一门课，讲明朝时期的中蒙关系，学生极少，这门课只在1948-1949年的第一学年讲授过。”看这段叙述，能感受到北大时代的傅吾康应是很愉快的，因为他其实生活在“双重精神世界”之中，一方面因为本职工作的需要，他必须借助自己的母语优势重温德文经典，譬如这里提到的《浮士德》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确实是一种深度接触德国文化经典的经验。这种选择显然与冯至的学术兴趣相关，他早在西南联大时代就在不断地讨论与浮士德相关的话题，譬如1943年的讲演《〈浮士德〉里的魔》、1944年的讲演《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1945年夏所作的《歌德与人的教育》等。他同样用诗性的语言描述尼采：“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而不是一条道路引我们到一座圣地。”如果想想其发言时的历史语境，就可以意识到这平静话语后的“振聋发聩”了。也就可以理解，冯至为什么要盖棺论定：“我们要随着他想，随着他动，但是不要模仿他。”冯至对歌德、尼采的兴趣不但表现在文字上，也表现在对学生的指导上，譬如闻山就回忆说：“他指点我该读哪些书，并且不用我开口借，就把他的书借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是他的宝贝，当时要找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我就从冯先生手里拿到好些世界名著，如纪德的《地粮》、尼采的《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和歌德、里尔克的作品，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大的德文专业课程不是随便就可以开设的，一般多是建立在老师较为长期的坚实的阅读与研究基础之上的。1948—1950年间，其实也是冯至所主导的北大德文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要想在此时当好德文系教授，必须跟上冯至的学术思路与视域，对付歌德、尼采这样一些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经典人物，显然也不是一般人应付一下就可以做到的，傅吾康虽是德国人，但也会是一个相当的挑战。其实胡隽吟说了一句实话：“在北京大学所任德语课程，不是本行的中国历史这门工作，缺少兴趣。”另一方面，傅吾康毕竟是汉学家，而且是研究历史的，希望能施展所长，到历史系去兼课，这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北大历史系终究非一般的地方，能在此开坛授课，没有学术专长与人际网络的辅助都是不太可能的。郑天挺曾任北大秘书长，是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他不但是大家人物，而且也拥有实际权力，所以能安排傅氏授课。傅吾康所讲授的明代中蒙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由于相对专门，所以学生不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让我们看到汉学家的特点——即便是任职德文学科，却也不忘自己的本色当行，始终借助任何可能来推进自己的专业研究，这正是德国学者的特点。所以，1950年傅吾康选择接受汉堡大学的邀请，出任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兼教授，就是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