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钱伯城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一路走来的资深出版人，1984年至1992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撰有《袁宏道集笺校》等著作。今年正值钱先生九十五华诞，我们转载先生回忆上海出版界往事的旧作，为先生寿。

　　1961年的春夏之交，相对前两年绷得紧紧的气氛，上海知识界普遍感到政治空气有了松动，透出了点春意，虽然浓浓淡淡，捉摸不定。知识分子盼望政治的春天，神经比一般人敏锐，“春江水暖鸭先知”，常从一些微细的迹象去探察政治的冷暖变化。

　　松动的迹象之一：从这时开始到次年夏天，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没完没了，夜以继日了。那时夜间学习归去，公交车上的乘客，几乎全是一副疲惫不堪麻木无神的面容。如今磨人意志的政治学习抓得不那么紧了，知识分子松了口气。

　　松动的迹象之二：报纸上重又宣传起沉寂已久的“双百”方针，《文汇报》还在理论版上登了个“百家争鸣”的篆字大图案，组织一些学者发表争鸣的文章。副刊的杂文虽然大部分还是写些应景的不痛不痒问题，但也露出些微生气。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是有名的“苏北才子”，带头用“于十一”的笔名写了好多篇杂文，与人辩论旧社会“死背硬记”教育法的优劣利弊。这类文章无关国计民生，也不触及时事，倒显得活泼热闹，文风兴旺。

　　松动的迹象之三：“右派”分子摘帽的人数有所增加。以上海出版系统为例，总共约有300 个“右派”分子，占本系统职工（以编辑人员为主）人数的十分之一。1959 年开始为“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上海出版系统第一年只摘了徐铸成（自《文汇报》总主笔贬至上海出版局审读处工作）和李小峰（原上海四联出版社社长，公私合营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二人，仅占出版系统戴帽人数1% 不到。徐铸成且是“外来户”，挤占了出版社名额，出版社实际只有一人摘帽。这二人都是知名的头面人物，而绝大多数“右派”则是无名小卒，不免望“摘”兴叹。第二年增加到五六人，还只限于一位数。至1961~1962 年，摘帽人数增加到两位数，虽然还只有十个二十个的，但已使人觉得春意渐浓了。不仅此也，为表示这几个“右派”“回到人民队伍”，除了给以“同志”相称的优遇外，还被准许在报上露面并发表文章。如徐铸成摘帽不久，就得以列名《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而主任委员则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徐这就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原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在摘帽后被允许在报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文章，这也是为他恢复政治待遇。“右派”的初期摘帽，不像后来称之为“摘帽右派”那样一文不值，而是真当一回事受到大家重视的。至少已摘、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却似惊弓之鸟的知识分子这样看。

　　松动的迹象之四：1962 年3 月间，传来了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现在知道，当年3 月份在广州开了两个会：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但正式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则是陈毅的讲话。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首次披露了陈毅的两段讲话。陈毅说：

　　他们（指科学家——引者注）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

　　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据薄一波记述，陈毅讲话后，“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会场里响起了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但是陈毅的讲话，在上海被禁止传达，报纸当然更不会报道，不过“小道新闻”却封锁不住，在知识界传来传去。虽然传得不完全，大致也差不多了。我就是在历史学家李平心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平心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二级教授，常有许多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起先还不懂“脱帽加冕”是什么意思，他为我说明，但把所加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误成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传闻总是不十分准确的。

　　以上这几个松动的迹象，显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春天，若隐若现地来临了。上海知识界显然受到了鼓舞，一时间活跃起来了。这中间，上海出版界既是学术界、文化界等各种知识领域的交会点，又是新老知识分子成堆的所谓“藏龙卧虎”之地，所以更能得风气之先，作出积极的反应。此前的反胡风和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文革”，上海出版界都是重灾区，自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编辑。这个编辑所挂的是中华书局牌子，但与北京的中华书局互不相干，行政、业务都是独立的，各出各的书。它的前身是古典文学出版社，它的后身即是今天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上编在“文革”期间曾被“砸烂”，改名不伦不类的“解放出版社”，造反派的勇士们说是要把这个宣扬封建文化的黑窝“解放”出来。因此中华上编这个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界以至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上编的主任为金兆梓，副主任兼总编辑为李俊民，两位都是学者。金是历史学家，许多民国时代的中小学生大概都读过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曾被任为苏州市副市长，此时又是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他把中华上编的编辑（“右派”分子除外）全都发展做会员。李是上世纪30 年代左翼老作家，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写过一本《李白研究》，是最早用唯物史观研究古典文学的。

　　正是由于中华上编的领导是学者，平时相应就有一定的学术气氛，一到政治气候稍形宽松，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便立时显露出来。出版社与学术界本来就关系密切，一些学者与编辑大多是朋友，有的并且是至交，这时便请了几位学者来做学术讲演。这项活动不知是谁的倡议，但在中华上编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时已经有过，反右斗争一来中断了。但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不管谁的建议或决定，是绝对不可能举行这样的学术讲演会的。

　　第一位应邀讲演的是谭其骧，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他是奠基人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读史者的必备之本。在他的主持下，复旦大学设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学者。他来中华上编讲演的题目，就是历史地理，这是他的专门学问。但也有题外的话，对当前轻视基础培养的学习风气，表示愤愤不然。时隔多年，他讲演的正题内容，我已忘了，但他说的题外话却还记得。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看不懂古书，读文言文断不了句，这怎么可以！因此他主张出版社出古书，多出没有标点的影印本，即使排印也不要加标点，让学生自己去断句去标点，使他们得到锻炼的机会。他这是专家意见，出版社当然无法完全照办。

　　第二位请来讲演的是周予同，他担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同时在复旦大学开经学课。他是经学史专家，他注释的皮锡瑞《经学历史》由于注释的广征博引，叙说翔实，也成了名著，为研究经学的必读书。周予同给我们讲经学史，别的话全记不起了，只有他谈到中国这个民族时的一句话，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研究中国这个民族，越研究越觉得它可爱，拿丧事当喜事办，世界上独一无二！”听的人都笑了，而且是会心的笑。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周予同把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处世哲学（或称为混世哲学）说得那么透彻，所以发出赞同的笑声。当然笑过之后也会引起另外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