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期间，作家绿妖跟随摄影组走进故宫，和12位故宫顶级修复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这些修复师的口述都在纪录片同名书《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记录下来，并于近期出版。对绿妖作品有所了解的读者会发现，这与她以往的作品风格看起来似乎有着较大反差。近日，在京举办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读者见面会上，绿妖与读者分享了接受《我在故宫修文物》写作邀请的缘由，及她对匠人精神的看法。

　　这个题材太值得写了

　　与绿妖有关的近期热点，还有青春电影《少女哪吒》收获很多的国际奖项和不错的口碑，而《少女哪吒》正是改编自绿妖的同名小说。了解绿妖的读者，觉得似乎《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她并不太能扯上关系。任何一种创作都有一定的门槛，而绿妖对此领域并非完全陌生。记者出身的她对于这种客观的、非虚构的采访式写作有较好的基础。2016年6月，由她采访写作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出版，书中丰富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此外，2014年、2015年，她也曾到西藏做过类似的文化传承的调查采访，只不过那是民间手工艺的非遗传承。出于对中国文化传承，更具体的来说，是对这种工匠文化非常感兴趣。在看完第一集《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决定接下这本书的写作邀请：“这个题材太值得写了，这些人也太值得访问了。”绿妖说。

　　纪录片和图书，主题一致，维度不同。相比纪录片，这本书更侧重于每位修复师的个人经历和体悟。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日复一日的庸常与崇高，都在各个师傅的口述中得到表现。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图书则侧重于修文物的人。作者将眼光投射于12位修复师几十年的文物人生，带有立体的时间的维度。

　　采访中，绿妖不时被那些匠人的专注震撼。她在裱画室采访徐建华时，一个年轻男孩，一直搓着一张唐卡的褙纸，两个半小时，身形不变。绿妖介绍说，书画修复最关键是揭命纸，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文物，有时需靠手指轻搓慢捻，捻成极细小条取下，一幅画动辄要揭一两个月，过程枯燥，技巧在此失效。写这本书的4个月中，一遍遍听他们的采访录音，从几十万字的资料里“搓”出来这本书里的10万字，由暑气难耐的伏天写到寒冬将至，时常感到我也在搓着一张看不见的命纸，在枯燥而平静的手感中一点点接近手艺人的世界，这让她为之喜悦。

　　个人色彩不宜过多

　　有读者认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文字非常克制，作者把个人的感情色彩已经降低到最低的标准。对于这种写作的克制，绿妖回应说，本身这种非虚构的写作，个人色彩就不宜过多。其次，选用以他们的口述为主，在口述之前辅以个人的综述也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些师傅们的语言表达，其独有的一些行话都非常有魅力，所以我不想以个人的综述去遮蔽这种魅力。所以，凸显他们的魅力就好了，把个人的作者风格降到一个灰色的背景上去，灰色的背景是可以衬托万物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恰当的处理方法。”

　　“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的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写这本书的过程，对绿妖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通过这些简单朴实的大白话，匠人的世界呈现眼前。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观念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渗透了他们，变成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

　　实际上，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前，“匠人”“匠人精神”“文化传承”这些词已经越来越火，也变得被人越来越多地谈论。《我在故宫修文物》广受欢迎，甚至其中的文物修复师被不少的影迷和读者称之为“男神”，但如果问你愿不愿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恐怕很多人都会对此打一个问号。对此，绿妖回应，“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匠人倒是其次，但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这点是最重要的。故宫的这些师傅年收入并不高，但是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到这种焦灼。只有当我们内心不充实、不踏实、不安静，才会不停的向外寻找来弥补内心的恐慌。只有我们内心有定力，才能对抗外界的喧嚣。”

　　由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中有这样一句话：“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所找到的位置。”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后记中，绿妖也这样写道：“他们的面貌沉静安详，是在世上找到了安身立命的脸，我羡慕这样的面容。”“后来一想，这两句难道不是一句话吗？”绿妖说。

　　绿妖很庆幸，自己能近距离地看到这些一流工匠的工作状态，听到他们回忆自己师父的点点滴滴，工匠的骄傲并不来自炫耀自己修过多少国之瑰宝，而来自更真实的器物，更具体的手感。

　　《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也这样说，他想要呈现的，不是一门简单的修文物的手艺，而是一群人那种特有的生命状态。“一部纪录片的价值或者说这部书最好的价值就是，看到它的人，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