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柳亚子寿宴所作《祝寿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提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难”的呼吁。一时间在广西桂林出现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而吸引全国的文化人纷纷来到桂林，在榕湖畔形成了一个文化人聚居地。这些不愿做亡国奴背井离乡的文学艺术家来到桂林，给这座山水绕城、风景如画的优美城市，注入了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一时间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各种报刊、演出、展览……异彩纷呈地出现在桂林，使抗战后方的桂林成为了抗战文化的前沿阵地。

　　20世纪发生的这场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地域广阔的全面反侵略战争。面对中日力量悬殊的现实，中国必须动员起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才能战胜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而调动起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构筑全体国民抗击侵略者坚强防线的重要途径。故此，战场上进行军事殊死保卫战的同时，一场文化保卫战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的沦丧，使原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怀着对日寇的家仇国恨聚集于桂林，不仅在这里创作了大量激昂澎湃、鼓舞人心的抗战文艺作品，而且还在艰难困苦的战时桂林，留下了许多飘溢着文人情怀的佳话轶事。

　　1937年，父亲尹瘦石18岁，他在日寇铁蹄踏上家乡时，毅然离家出走，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沿长江艰苦跋涉一月余，到达武汉参加了义勇队。面对山河破碎、流民四野的凄凉景象，他悲愤地创作了《流亡图》，将明末夏完淳 “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 的诗句题于画上，以激励国人的抗战决心。然而，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他无奈地再次踏上了流离之路。辗转于长沙、湘潭、邵阳……至烟溪时，遭遇日机轰炸，伤及面颊及手指，更增添了他对日寇的刻骨仇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颠沛，他于1940年9月来到桂林，受聘于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美术部任研究员。

　　到桂林后，父亲与熊佛西、叶子夫妇等文化人共同住在榕荫路47号 ，不久又一同移至榕荫路一处荒园。这座荒园距榕湖只有百步。四周残垣断壁、瓦砾四溢，仍呈现着去岁日机轰炸后的悲凉景象。从荒园的规制可以得知，这原本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宅邸，不幸在日寇野蛮轰炸中化为一片废墟，所幸四围墙壁还算完好，主人依残垣筑起一排简陋的房舍。辉煌不再的劫后荒园，于无声的呻吟中注视着新来的房客。令人感动的是，荒园中的各类植物，却依然不负故宅地在废墟中绽放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