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和11月，鲁迅先后为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生死场》作序，距今正好80年。

　　给萧军作序，抓住《八月的乡村》核心意象，“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是小说家和小说家之间的心灵对话。序萧红，则点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单刀直入，要言不烦，是鲁迅一贯的笔法。

　　文学史上引用频率极高的这些评骘，指向作者的个性，区域文学的特点，但又无不着眼于“五四”新文学大潮。鲁迅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为当时文坛推荐这两位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的，这可以从两篇序文相同的布局看出来，作者既指出“二萧”各自的创作特点，对失去故土的青年作家的流浪之苦寄寓同情，愤怒地控诉造成这种痛苦的入侵者的罪行，同时又用了更多的篇幅，一再述及“二萧”及其作品在本国本族的遭遇，这后一点，是读者容易忽略的。

　　比如关于《八月的乡村》，鲁迅提到，“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所以他认为该书“不容于中华民国”并不足为奇。他当然未曾料到，不久还有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家“狄克”对《八月的乡村》匪夷所思的苛求。至于《生死场》，鲁迅特别提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刁难和不许出版，证明该书“大背‘训政’之道”，而作者也就不得不“以血汗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引用流亡欧洲的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给“二萧”作序，鲁迅不仅表示了自己对入侵者的敌忾，更对本国本族的“荒淫与无耻”毫不宽假，而后一层意思的激烈程度显然超过前者。鲁迅为什么要这样写？会不会因此冲淡抗日的主题，甚至招来不虞之毁？

　　这就触及鲁迅式的问题意识和论战方式，以及鲁迅与“二萧”文字因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