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论文：《鲁迅：文化气质的迥异》(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xun’s Unique Temper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气质迥异、特立独行的代表。这个思想资源来自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因为他说过，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精神的作家，其人格气质往往不同或超常于这个民族较普遍的文化性格，如莎士比亚的华丽放诞与英国人的审慎与保守，歌德的宽宏大度与德国人的极端与狂热，雨果的凝重深奥与法国人的温和与浪漫。当然，还有塞万提斯和西班牙，等等，都可以作如是观。我认为鲁迅和我们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方面是那么深刻、冷峻，毫不宽假，一方面又是那么慈爱、悲悯，眷顾后学，总之他的性格是十分极致的，与中国文化历来推崇的中庸、中和之道和传统人格理想截然不同，而正因如此，他才在新的高度上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坚贞不屈的代表者，即所谓“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正因如此，鲁迅精神是不朽的，不会因世风流变或某些“价值重估”的话语而过时。几年前在萧军纪念会上，我重新表述了这个观点，当时周海婴先生也在场。

　　有人这样举例，说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比较而言似乎胡适比鲁迅更广大和深厚。我认为这是非常简单化的比较，因为胡适的主张说到底并没有超越传统，在超越性上他并没达到鲁迅的高度，所以他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样，举凡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鲁迅的同时代作家，他们之所以不能超过鲁迅，不说历史影响及其他原因，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气质还没有浮出传统文化与传统人格的层面，而鲁迅则如凛然的冰山，在中国文化的水面之上闪耀着新的精神光芒。

　　鲁迅为萧军、萧红的作品作序，这对东北作家群现代文学史地位的形成，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但这除了文学的认同，我觉得还有一种精神认同。至少在萧军这里很明显。

　　萧军和鲁迅，不仅有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上的影响，在精神人格方面也是有所传承，相互印证的。萧军是东北人，但他那种求真、坦荡、乐观、侠义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海明威语)的硬汉精神，和东北人的普遍性格既有关联又有超越，显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张力。可能也正因如此，作为作家的萧军无可质疑地成了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某种文学表征。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东北作家群的关系上。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他对这一彪炳史册的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不仅是这样，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到当代文学史，乃至到今天，似乎萧军的命运也总是和东北作家群的命运密不可分，可谓共荣共辱，同浮同沉。这和萧红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当前所获得的评价可能要高于萧军，但这种评价更多涉及的是她个人，与一个地域的文学和一个群体的地位仿佛没什么关系，至少在人们的接受心理上是如此。落红萧萧，就如同一个落地的花儿因为自身特别美，人们就有意忽略或不想弄清她是来自哪方水土和树木了。而萧军却不同，他的名字好像注定要和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文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如果说萧红是东北作家中成就最大、地位最高的作家，那么萧军则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象征性乃至符号性的作家。萧军是传奇的，东北作家群也是传奇的；萧军是流浪的，东北作家群也是流浪的，不仅流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半个中国，也流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某些文学史家的所谓研究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