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春，我应《北京文学》之约写《弓未藏》的时候，一弓的《远去的驿站》正写作至半程。2004年秋天，三年多的时光过去，一弓的这部名为《远去的驿站》的长篇小说，早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反响颇佳：获长江文艺出版社金奖；上了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中国图书奖；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入围茅盾文学奖。在上个世纪，沉寂了整个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张一弓，因为《远去的驿站》的问世，又使人想起喧闹地穿过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那个活跃的张一弓。我也欣喜，为朋友的成功，也为：弓未藏，此话没有说错。

　　还在夏天的8月30日上午，一弓电话，说是评论家何镇邦在《时代文学》辟了个专栏，定期有选择地对作家进行评说，近期要评说他。此事在奥运前夕即启动，因奥运正在进行，没好意思向我说。奥运已经闭幕，才向我要篇短文，参与对他的评说。倒也是的，奥运这十几天来，我们这些看奥运的人，心在雅典，与那些参加奥运的英雄儿女们一样的兴奋，一样的忙活，一样的紧张，当然也一样的疲累。那个夜晚，中国男篮以一分之优险胜世界冠军塞黑，跻身八强，比赛刚一结束，我当即要通一弓电话，一弓在电话的那端说：“我都跳起来了！”和我一样，皆奥运迷也。

　　这一回，我该如何评说张一弓呢?《弓未藏》里说过的话，不想再重复说，那是三年多前的彼时说的话，就先存放在那里。我与一弓，青年时就相识相知，他在新闻界，我在文艺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弓由新闻界到文艺界工作，近距离相处，也已二十多个春秋，如今都已是古稀之人，我年逾古稀，他年近古稀。如此长久的岁月，可说的想说的话当然很多。回想起来，我对一弓的评说，见诸文字的也已有多次。1982年在《风格梦》这篇短文里，我曾对当代河南作家的风格有些议论和遐想。在那篇短文里，我说，张一弓的语言风格，另当别论。意思是，一弓是特立独行的。1984年，我在河南省第二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报告中，在谈及河南当代青年小说家们的创作时说过，能与李铜钟这个形象相媲美的能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作品尚未产生。1986年春、夏，在一篇讲话和一篇序言中，都谈及一弓的中篇小说《流星寻找失去的轨迹》，大意是说，一弓总能在物质富有与精神贫困的矛盾中表现人物。大约还说过他的《火神》，是对一种批评一弓的小说存在新闻报道性的反驳。因为文字不在手边，没有查对，以上说的都是记忆所及的大意，也多为即兴说来，并不严谨的。

　　关于《远去的驿站》的评论，我读到过一篇：《历史的“张”看》，那是何向阳参与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后所写下的文字。这不长的评论颇使一弓感动，一弓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读这篇评论不止一遍，每读一遍都泪湿眼眶。是因为这篇评论提到了悲悯。我猜想，打动一弓的大约是这样一段文字：“‘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这是斑斑我骑在胡同口一个大石狮上看到的‘小布尔乔亚的暴动’，这种先于与生俱来的神秘的‘见证’能力一直贯穿全书，直到换算为两个同与父亲恩怨相缠的女人，妈妈与宛儿姨，那已是细雨纷飞的墓地，对着乱坟岗举伞而立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子，并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忌，只有含泪的悲悯。——这最终一句是可作为可谓风卷云舒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的一种个人式的情感总结的。大约全书的意思都可落在这最后的两个字：悲悯。”一弓说，向阳读懂了他。就是悲悯。

　　其实，这种悲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弓的发轫之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即已充分展示，正是这种悲悯给了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促他打造了悲天悯人的李铜钟这一进入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不朽形象。

　　悲悯情怀就是文学精神。或者说是文学精神的精髓和灵魂。文学精神可以做更宽泛的解读。照我的理解，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勇于真实地表达和倾诉；爱恋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人们，既充盈感恩之情，又满怀关切之意；对至美的不懈追求，对妨碍美的实现的恶丑之类总义愤填膺；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文字时时感到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在肩头；视读者为朋友等等，都可看作是文学精神的题中之旨吧。当然，最终还是要艺术地去实现。如果没有文学精神这个内核，还可以称作艺术吗？文字游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