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自信写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足以说明文化在治国理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与重要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而且“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事实上，文化的重要价值和重要作用，正在于它能通过蕴育和激扬思想粹质与精神力量而赋予人以智慧和德操，促进社会文明和发展，实现时代变革与进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和始终都要求文化自身必须秉有先进、淳正、积极、向上的素质和品格。为什么？就因为打铁先要本身硬，自强才能促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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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精神与文化品格有因果关系。前者观照后者，后者体现前者，在时代精神赋予文化产品以高洁品格的同时，文化品格也自会通过艺术辐射和审美愉悦而使时代精神更加萃集与彰显。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时代精神得到了升华，文化品格实现了增值。不过，由于任何文化形态都既是时代产物又是精神形式，所以时代精神便始终都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化品格的源流与酵素。这也就是说，举凡文化创造，都只有在充分融入和表现时代精神的情况下才能获具崇高而良好的品格，也才有条件和有资格成为精品佳作，并驱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彪炳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丰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精神，具指意识、情愫、人的思维活动与心理状态。而时代精神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大众心态、统一认知和共同的理想、愿景与追求。显然，时代精神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而且更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最大公约数的愿望汇集、思想凝聚、意志宣示和共同的向往与憧憬。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它永远都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要素，这同时也确立了文化创造对它的借重与依赖。因为文化的源流和对象永远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群体，而时代精神则注定是这生活与人群的主流意识和核心观念，并全方位地切入、渗濡、融会于其中，以至完全无法分开、不可须臾剥离。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整体，犹如人的身躯与灵魂一样。既然这样，以反映和表现时代生活为己任的文化创造又怎么可能在舍弃时代精神的情况下而获得成功呢？马克思说过，“精神有一个随从，名叫物质。”反之，我们也可以说：物质有一个随从，名叫精神。时代精神从来就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延展物与派生物，二者不仅瞬间不可分离，而且时代精神更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过升华之后的凝聚与集中。只有它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文化创造也只有真正抓住了这种本质并加以艺术化表现，才有望完成所负荷的使命。否则，不论其构思多大、篇幅多长、韵律多美、图式多精，也终究只能是一具文化的木乃伊。因为它只有肢体没有灵魂。

　　精神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时代精神虽然是从时代生活中产生的，但它却淳于生活、酽于生活、高于生活、精于生活，是生活的灵智与芯片，代表着生活的本质和未来。《离骚》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楚怀王时期的荆楚大地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的具象化描绘，也不在于它对屈原的谪迁生涯的精准刻画，而是惟因其从对这些事态和这个过程的典型化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强烈的人格魅力与爱国情怀。只有当这一切皆以精神的形式充盈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时，才使《离骚》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每当我们在吟诵这部长诗的时候，最能调动情绪和震撼心灵的也正是饱含于其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从一个特定时代所升腾起来的崇高精神一旦被文化加以审美定格，便自会成为一种情愫与意识的永恒存在，不仅有着无限的保鲜期，而且更有着无穷的正能量。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却能在文学经典的瑰丽长廊中永烁光彩。为什么？就因为它所灌注的精神能量的无限炽烈与博大。面对国土行将沦亡的严峻现实，教师是那样神圣而庄严地讲着最后一课；学生是那样专注而深情地听着最后一课。大家都像是在一夜之间便成熟了许多，爱国主义的爝火不仅吞噬了所有人的心，而且也渐渐升腾为一种弥漫整个课堂、浸渍所有人的肺腑与灵魂的精神之籁。也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最后一课》以无限价值。

　　鲁迅曾说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文学何以能与军火搭界呢？就因为那些产生于战争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皆无不蕴涵着强烈的革命精神，每每能够给人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正如俄罗斯的巴格诺院士所说：“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它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惟一正面因素。”巴格诺口出此言的底气，就在于他背后有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高尔基、契诃夫、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等文学大师们的有力支撑。文学艺术的确是俄罗斯的国家名片。然而，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创造中，最鲜明的特点和最辉煌的成就便在于时代精神的异常显豁、浓烈与强大。这不仅使俄罗斯引为自豪，而且在事实上也征服了对之不无偏见的西方国家。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但随着《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以及列宾、特列恰科夫、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乌兰诺娃、柴可夫斯基、爱森斯坦等艺术大师的出现，西方便不得不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因为氤氲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强大精神征服了世人的心灵，使人们不仅从中窥见了俄罗斯人的思想风貌，而且也感受到融会在这种强大精神之中的坚毅与自信。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别林斯基则指出：每一部包涵精神内蕴的作品都无异于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筑立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共同信仰。

　　时代精神既是时代与精神的联合构体，又是国家、社会、民族和人民的共同思想认知与集体精神家园，它尤其是对特定时代的主体精神与主流意识的充分体现。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后续的时代精神又总是在对它之前所有的时代精神进行总结、鉴别、聚精、择优的基础上不断传承、融汇、创新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其注入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时代元素，使之与新的时代相契合，为新的时代所应用，给新的时代添光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正因如此，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便是时代精神的最大优化组合和最高集群创造，也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体现改革时代的精神特质、筑铸小康社会的精神高地，并由此而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文化创造都必须在描绘社会变革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自觉而有效地融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唱响高亢的时代精神，扬励宏伟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产品才能秉具优良的品格，展现绰约的风采，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

　　这就要求我们的一切文化创造主体，所有的作家、艺术家们都必须深入生活、提升认识，满怀激情地站在改革前沿，满腔热情地为人民表意抒怀，切实体认时代精神、扬励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神，为我们的文化产品筑脊，为我们的文艺作品铸魂，为我们的宏伟事业歌吟，为我们的多彩生活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