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为作家、编辑家、藏书家等侧面，而鲜少谈及他在图书馆学方面的成就。其实，他是个地道的图书馆学家，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和践行者，在文献收藏、分类目录、阅读推广及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然的成就。

　　与图书馆结缘

　　郑振铎因爱书而与图书馆结缘。如果说他最初痴迷于图书馆是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那么他后来任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工作）等工作，则是出于他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大家”远略。

　　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的知识是从图书馆里来的。”他甚至“浸泡”在图书馆里按学科（如社会学、文学等）如饥似渴地逐本阅读图书，像一块干透的海绵，近乎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郑振铎在国外学习期间，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1927年，在赴欧洲留学时他还曾给自己制订严密的学习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走遍欧洲各大图书馆，并阅览它们的奇书及中国的古典书籍。果然，在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他就去巴黎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巴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他遍阅了馆藏的几乎全部罕见书籍，如古代中国的经卷图籍等。当他在巴黎借到一本非常珍贵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激动得两手颤抖，眼泪都快要流下了。在巴黎图书馆的50天，郑振铎把馆藏的中国戏曲、小说全部翻阅，并编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小说和戏曲》，对罕见的40余种图书作了版本、目录、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寄回国内发表。

　　在英国伦敦逗留期间，郑振铎又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那里保存着中国敦煌石窟的经卷善本。但按照当时馆里的规定是不能抄录的，先生只好背熟一段，到吸烟室里默记一段。这种精神在电子技术发达，可跨越国界进行馆际互借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可谓“笨”得可爱，“傻”得可敬。

　　吸纳知识、抢救古籍之外，郑振铎开始关注作为“人类公共记忆大脑”的图书馆本身，并审视中西方图书馆存在的差异。与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为用而藏”相比，当时国内的藏书楼仍处于“重藏轻用”的封闭状态。1931年， 郑振铎前往浙江天一阁查阅资料， 被拒之门外。中外图书馆两种不同的藏书观， 使他深深感到， 图书馆的藏书是为了读者利用， 图书馆应向读者全面开放。他在《谈分书》中指出：“书是天下之公物， 谁也不能拥而私之。”正是在这样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才打破了天一阁的“闭门造车”状态。1951年4月， 郑振铎再次拜访天一阁时， 与范氏家族、宁波市文化部门领导一起商议。最后， 范氏家族将天一阁捐献给国家， 向读者全面开放。

　　他还建议建立乡村、区域、省立、国家等四级图书馆。同时指出，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必须有相应的专家才能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提倡要奖励那些对图书馆学术有特殊贡献的学者，以发挥图书馆作为理论研究阵地的功能。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