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之思 

　　关于“御窑千年”之名，做“御窑”与“千年”双重思考。

　　先说“御窑”。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狭义），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广义）。就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就广义而言，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

　　再说“千年”。千年，或有异议：明设“御器厂”，清设“御窑厂”，至今七百多年，哪里有千年？这里考虑的是广义的御窑。朝廷之窑，先有官窑，后有御窑，而官窑已绵延千年。另外，景德镇获御赐镇名，奉旨董造，可以作为御窑的一个始源标志，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景德镇御窑的历史特点是：立足本土，吸纳融合，不断创新，薪火千年。从此，窑火不断，传承不断，被誉为“千年瓷都”，既当之无愧，也当无异议。

　　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有诗云：“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瓷土烧造的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一件价值竟破亿元。这两句诗再次表明：“瓦缶”胜过了“金玉”，“工匠”傲视着“王侯”！

　　然而，中国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时期，有关陶瓷艺术，存在一种现象：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二者分裂，不相契合。但是，从宋朝以降，特别是元朝以来，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逐渐开始结合。如元朝宫廷画师绘出的官样，交到景德镇官窑烧造。明朝，尤其是清朝，很多宫廷书家、画家，甚至皇帝，都参与其事。“郎窑”“年窑”“唐窑”就是生动的史证。于是，文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既相贴合，又相融合，并蒂开出瓷器艺术的灿烂新花。

　　“御窑千年”，本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研究宫廷历史，不知御窑，是个缺憾；于历史，学点瓷器知识，学术视野会更加拓展。历史与瓷器，要互相观照。从历史看御窑，由宏观到微观；从御窑看历史，由微观到宏观。御窑与瓷器，是我研究的短板。我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同时，力求借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漭漭沧海与潺潺河溪，宏观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从而既使历史生动，也使器物厚重。从历史看瓷器，会更高、更远、更深、更广；从瓷器看历史，会更亲、更真、更善、更美。

　　历史学的研究，不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那样倚重才华，而是更重积累。长年积累，厚积薄发，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所谓史学家成功于史才、史学、史识三要素，似可以说，没有多年积累，没有高见卓识，就难以在史学上取得大成绩。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不仅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而更是一个体，一个多维度的体，一条变化着的流。因此，历史学研究，既关注局部，又关注整体；既关注过去，又关注发展。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物、历史册籍、典章制度、历史演变，没有长年积累，没有透彻见识，就难以总体把握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整体性、演变性、规律性。所以，我在写作《御窑千年》的过程中，既力求从细节上去了解、去把握，更着力于从总体上去认识、去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