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祖母弗洛拉·特里斯丹是19世纪上半叶美貌惊艳巴黎的奇女子。她出身南美秘鲁贵族，1838年发表《贱民游记》，为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激情吁天。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最早记载，得悉她是画家保罗·高更的祖母，还曾为争夺对后代的抚养权枪击亲夫、画家萨扎勒。这样，人们可能自然而然地从血统上将高更一生不驯服的秉性与弗洛拉·特里斯丹酷爱自由的崇高意向联系起来，认为是一脉相承。

　　1848年，高更在祖母逝世后不久出生，孩提最初几年在秘鲁利马度过，自幼受印加文明熏陶，性喜原生态，梦萦“黄金时代”人类的蛮荒天堂。年轻时，高更跟印象派先驱毕沙罗在一起，受益匪浅，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从1881年开始跟随塞尚作画。1886年，他在巴黎结识梵高，两年后应其邀请到梵高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阿尔的居所相聚，为时9个星期。他们俩同住在梵高租赁的一所简陋“黄房子”里，朝夕相处，切磋绘画技艺，每日一同外出写生。二人一度梦想在普罗旺斯和煦的阳光下，把“黄房子”共建成一座艺无止境的美术伊甸园。可惜，他们两个都个性执拗，导致乌托邦破灭。高更倾向于凭记忆挥动彩笔，发挥想象，不喜欢梵高那样实地画模特儿。彼此观点相异，争论起来互不相让，竟至动怒。一日，梵高酗酒性起，暴躁地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垂，不久在黄灿灿的麦田里自杀身亡。

　　这一切令高更万分沮丧。他失去了朋友，于1891年远遁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大溪地”，即塔希提岛。画家毕沙罗说高更是一个“未开化的人”，诗人马拉赫美则干脆称他是一个“原始人”，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他的形象。高更从灵魂深处厌恶现代社会的快速机械化。在法国时，他欣赏布列塔尼海岸悬崖的野景，所以要远赴塔希提岛，意在躲开西方的时髦社会，冲出欧洲令人窒息的商业化艺术氛围，回归大自然荒古的怀抱，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原始艺术的乳汁中汲取滋养”。到19世纪末叶，高更已完全摆脱了印象派的束缚，立志在世界的原始状态里另辟蹊径。他因此迷恋上了土地的“黄色”，觉得它才是最纯洁的色泽。他的《自画像》背景用纯黄色，还特意画了一幅《黄色基督》，透出独立的艺术底蕴。他摘取莲花，觉得自己已经皈依东方“佛祖”，表达出自然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他跟丹麦妻子梅特·加德离异，一个人到大洋洲生活，相继跟3个土著姑娘同居，还和塔希提14岁的毛利少女特哈玛娜在玛泰依亚的茅屋结为夫妇，融入土著群落，跟“野蛮人”息息相通。他觉得自己的茅庐“满屋生辉”，“Noa Noa”（香啊香！）。在配有水彩画的一本散记里，作为西方人的高更表露出“远离欧洲中心”、进入“自由空间”的惬意。他那颗艺术家的灵魂如野花般绽放，深有感触道：“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深入蛮荒，跟塔希提岛上的人同吃住，靠耐性定会消除他们的疑虑。”整整两年，他同岛民结下了真挚的友谊。高更离岛返回法国时，毛利女特哈玛娜恋恋不舍，耳垂上的花朵跟泪水一齐扑簌簌滴落进了惜别的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