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重新审视《一地鸡毛》及关于它的各种评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80—90年代转变的切入口。作品通过对人物生活场景的描写，真实再现了80、90年代之交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生活感觉。同时，塑造了伴随着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新人——“经济人”的形象。批评家、作家的评论和言说展现出80年代共识的破裂，以及理解、进入90年代的不同方式。

　　【关 键 词】《一地鸡毛》/生活感觉/“经济人”/共识

　　【作者简介】范阳阳(1983-　)，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鲁迅及20世纪中国文学。

　　当代作家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参军到部队。1978年复员后到一个中学当老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农民日报》工作。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以现实为题材的《塔铺》、《新兵连》、《单位》等，也有“故乡”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近年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可谓多产作家。其作品多次获奖，在当代文坛中享有一定的赞誉，王朔称为“当代小说里真正能够对我构成威胁的一个”，[1](P69)他的《一地鸡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小说家》，后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通过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及关于它的各种评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80—90年代转变的切入口。

　　一、80、90年代之交的生活感觉

　　作品大致写成于1990年前后，这可以看作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主人公小林经历了双重变化：就个人而言，是从学校走向社会(《单位》中写他1984年毕业)；就社会而言，是经济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以此为背景展开的人物生活场景描述了他所面对的各种日常琐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80、90年代之交生活感觉的参照物。

　　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地位、思想的变化无疑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大学生曾是天之骄子，被冠以各种光环和期望，作品通过小林夫妇和“小李白”的变化来表征8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历程。在上大学时，“小李白”和小林“都喜欢写诗，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而且“‘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对文学、文化和各种思想的关注与喜好是当时的时代主潮。“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李陀在回顾80年代时指出：“80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这是江河的几句诗，很能反映那时候人们的情绪。”[2]占据时代中心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大学校园、在街头、在广场，他们都成为受人欢迎、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化的理想光环”。[3](P35)

　　但伴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实发生了逆转，“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笑话：80年代，有人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80年代末，变成了在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经理”。[4](P5)经商成为时代的热潮，因而不难理解作品中人物前后巨大的转变。小林问“小李白”现在还写诗吗，“小李白”以极端的方式给予了否定：“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小林夫妇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生活被各种具体的琐事填充，“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这种重复性否定了先前对生活的设想：“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话语流露出无奈，现实生活自有其逻辑和规则，单纯的理想追求现在被物质利益的纠葛和关注所代替。

　　当个人生活从宏大动员中抽身而出之后，个人开始切实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感觉。“现代生活，要求每个个体去独立地寻找中道，而不再有那么一个现成的过法”，“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5]“烦恼”是新写实小说中人物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词，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们对这一话题的青睐及有意铺陈、渲染；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情节取向。要处理诸如对付保姆、孩子看病、入幼儿园等事情，需要依靠心机、或利益的交换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心烦和难以应对。小林夫妇带着感冒的女儿去看病，感慨“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这一生活感觉可以套用社会学上的术语“相对剥夺感”，它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 A.斯托弗等人提出，是指剥夺是相对的，人们对其处境感到怨恨或不满，未必是在绝对意义上被剥夺，而是与某种标准相比感到被剥夺了。……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剥夺感理论，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6]作品中还有很多情节传达出人物的这种感觉，如小林为了帮老婆调动工作给人送礼，结果被拒，“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在楼梯上：‘×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又埋怨老婆：‘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小林家的保姆任由小林的女儿玩凉水，结果引发了感冒，小林怕引起风波没有告诉妻子。小林老婆的单位开通了班车，“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领导老婆的妹妹，她“马上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的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小林的女儿靠邻居的帮忙上了自己中意的幼儿园，但后来才发现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和打算，小林老婆对小林说：“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这种个人生活中的相对剥夺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了当时的现实形势，改革开放在80年代初曾给人们带来希望，“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整个社会的主流情绪还是乐观积极和昂扬的”；[7](P231)而之后形势的发展无疑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生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们其心情是沉重的，这是一段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大转折且折角最尖锐的时期。……物质的贫乏和生活的困窘在短暂的缓和之后一下子又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8](P279)“1988年我们曾对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三个群体进行调查，几乎所有群体都认为自己与其他群体相比地位是最低的，……那么到底是谁‘赚了’呢？或者说，社会上得到实惠最多的又是谁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会指向其他群体，并且认为自己得到的实惠很少”。[9]有资料显示：“1988年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完成了其最初的生产刺激后越来越走向迷惘。其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它所滋生的官僚腐败行为，某些方面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和宣泄，使得当时的民众怨气于心。”[10]小林夫妇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承担着改革的负面结果：医生诚信、利益交换、人际交往的实用化……

　　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个首要现实问题是物价上涨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情况是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的，“1988年市场物价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幅度上涨，全年上涨18.5%，其中12月比上年同月上涨26.7%”，[11](P8)这“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12](P330)可见当时的情况是较为严重的。将作品中的情节置于这一语境之中，或许可以理解小林夫妇对经济开支的重视，带来烦恼的是它，带来幸福感的也是它。小林老婆为一块豆腐大发脾气，二人吵架也都离不开经济损失，如打碎暖水壶、花瓶。再如他们带女儿去看完病后，小林老婆说自己上次“感冒从单位拿的药还没吃完，让她吃点不就行了？大不了就是‘先锋’、‘冲剂’、退烧片之类，再花钱也不是这个”！“小林觉得老婆的办法也可试一试。……孩子的病也确诊了，老婆想出办法，看病又省下四五十块钱，这不等于白白收入？大家心情更开朗”，两人挑选礼物也同样是基于价格考虑。这些细节不断重复出现在文本之中，显然是在有意提醒我们经济的得失对于个人生活感觉的切实影响，而这种生活感觉无疑是对80、90年代之交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