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莫言《白狗秋千架》、《红高粱》、《蛙》三部小说，呈现出三十年来莫言故乡书写模式、叙述立场的变化轨迹。莫言的故乡书写有别于鲁迅式启蒙立场的乡土文学传统，也有别于沈从文式湘西的书写脉络，他的乡土书写具有“中间性”特征，在本地人与外来者、启蒙与反启蒙、现代与反现代之间，这位“从农民中走出的知识者”，寻找到了他书写故乡的最佳路径和方法。

　　【作者简介】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地人”莫言

　　今天，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蓬勃旺盛的独特所在。“在地理学的意义上，高密东北乡是胶河平原上的一个小镇，面积小，影响低；在文学的世界里，高密东北乡却是一个伟大的王国，拥有浩瀚的疆土，丰沛的河流，肥沃的田野和无以计数的人口。”①这是深深打着莫言印迹的王国。一如王德威所言，“现代中国文学有太多乡土作家把故乡当作创作的蓝本，但真正能超越模拟照映的简单技法，而不断赋予读者想像余地者，毕竟并不多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②

　　莫言出生于1955年，在高密东北乡生活了近20年。之后离开家乡参军，再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写作，成为作家。理论上讲，作家莫言早已成了都市人。但30年的写作实践表明，莫言目光坚定专一，他的取景器永远对准故土，一刻不停地书写着他的高密东北乡。

　　游子书写故乡，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里，书写故乡多与书写乡土社会有关。1921年，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发表了杰出作品《故乡》。故乡巨变使叙述人处于深刻的震惊体验当中。为真切表现这一体验，鲁迅采取了身在都市者的回乡即“离去一归来”的叙事模式，这一写作模式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回乡写作。与之相对，沈从文之于故乡“湘西”的建构则别出路径，他以建设纸上原乡的方式对抗“现代化”和“都市病”，并以《边城》开启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写作的另一传统。鲁迅、沈从文是有着不同艺术追求的小说家，他们认知故乡的结构并不相同。一如汪曾祺先生所言：“鲁迅作品贯串性的主题很清楚，即‘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作品的贯串性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建’。”③

　　莫言崇敬鲁迅，对其作品很熟悉。莫言在不同场合自述过鲁迅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有诸多研究者已发现莫言与沈从文经历的相近，比如他们都是早年辍学，都有乡野生活经历及从军经验。《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也使研究者发现，莫言与沈从文都有意通过乡土书写重新发现民族精神。此为莫言与两位文学大师书写故乡的相似。

　　程光炜敏锐发现莫言与鲁迅、沈从文乡土书写的重要不同，他认为，本地人身份使莫言面对农村的思考和方式有显著区别：

　　说莫言与鲁迅、沈从文不同，首先是说他们重返农村的“决定性结构”的不同，由于认知结构不同，他们与农民的关系实际是不一样的。这只是外部观察。其次再从小说的内部看，鲁迅和沈从文从未做过实实在在的农民，没干过农活。鲁迅因为祖父犯案跟母亲逃到乡下呆过三个月，沈从文是凤凰县城的居民，他因从小当兵跟着军队在湘西沅水上下游一带换防，接触了一点乡下人的生活，所以他们是“外地人”的身份，不是“本地人”的身份。莫言小说与鲁迅和沈从文小说的不同，就在他完全是“本地人”身份，他对农活的细切手感和身体感觉，以及农活知识是非常内行的，一看小说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④

　　本论文受到程光炜“本地人”这一说法的启发。它令人想到另一位农民出身的乡土作家赵树理，但莫言与赵树理的乡土书写也有明显差异。本论文拟将程光炜的看法推衍开去，将“本地人”作为观察视点，以莫言不同阶段的几部重要作品：《白狗秋千架》、《红高粱》、《蛙》为例，观察莫言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萧红、孙犁、赵树理乡土书写的区别，分析其故乡书写路径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论文将要讨论的是：莫言如何倚重他“本地人”的身份与视角写出别一样的故乡之景；在30年写作中，莫言如何不断调整他与故乡的关系；故乡在他的笔端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他如何寻找到独属于他的写作路径和方法。站在哪里写故乡是重要的，就地理空间而言，莫言远离他的故乡，但是，在精神上，他从未远离。在书写故乡时，他并不是完全站在故乡内部、本地人或民间立场书写——他既不回避他作为本地人的立场和经验，也并不隐瞒批判和审视。这位“从农民中走出的知识者”，在反启蒙与启蒙、现代与反现代之间寻找着他书写故乡的最佳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