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於可训，男，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

　　近二十年来，随着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上激增的同时，质量提升和艺术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作家已开始进行一些新的文体实验，萌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追求。这种文体实验和艺术追求，迄今为止，业已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造就了一种艺术的新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就长篇艺术本身而言，都意味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文体革命，面临着一个新的艺术选择，其意义和价值都不可低估。

　　文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应对全球化的本土意识；二、面向“大传统”的文化视点；三、追求自由表达的写作目标。

　　第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酝酿的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与这期间萌生的本土意识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商品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现象，即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溃败，由是引发了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九十年代文学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承志、陈忠实、张炜等作家，在这期间先后推出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较早的一批长篇作品：《心灵史》、《白鹿原》、《家族》、《柏慧》、《九月寓言》等。与这期间的物化现实和欲望化浪潮相对应，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都涉及一些精神性的追求和人格理想、心灵家园的坚守问题，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中心题旨，所追求的精神价值，也因而成了这期间“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资源。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寻根”之后，“文化”成了作家创作追求的中心词一样，由上述作家在长篇创作中率先张扬的“人文精神”，此后也成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长篇创作的精神追求。

　　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模式，泯灭了文化的地域差异和民族特性，造成了本土文化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因此重建本土文化的自信，拯救本土文化的危机，使本土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就成了一种选择的必然。凡此种种，正是上述力量的作用，使这期间的作家普遍萌生了一种本土意识，造就了包括长篇创作在内的文学发展的一种本土化趋势。

　　第二，作家的文化视点是落在整个本土文化的“大传统”上面，而不只是“民间的”或所谓“劳动人民”的“小传统”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主张“打通”文史哲，回到中国古代“原始的‘书’”的状态，是近期长篇小说文体革命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尝试。这种设想和尝试意味着中国全部文化遗产都将向长篇小说文体敞开，供长篇作家任意取用。

　　中国古代这种文史哲不分的著述传统，从某种“纯文学”的观点看，可能影响文学文体的艺术纯粹性，但正因为文学从文史哲的混成体中分离出来之后，太过强调自身的纯粹性而不免画地为牢，为自己定下了许多束缚手脚的禁忌和规矩。重新回到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的状态，是解除这些禁忌、破除这些规矩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文学文体从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状态分离出来，无疑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当这种进步已经造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从一个更新的意义上，重新回到这种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的状态，就是一次“文体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