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在这样的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在欧洲，咖啡馆的社会功能尤为显著和关键。以法国为例，狄德罗为首的知识分子常常聚集在“普罗寇普”咖啡馆里筹划撰写《百科全书》，学术界泰斗都因该书而云集于咖啡馆，包括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内克等等。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也经常在巴黎咖啡馆里碰头聚会，拟定并撰写《共产主义宣言》。这些塞纳河“左岸”咖啡馆里知识和思想的熏陶，直接影响了后来“右岸”咖啡馆里的政治运动。此外，现代艺术的发端与艺术家对咖啡馆空间的迷恋也有直接关系。毕加索、梵高、莫奈等都曾经把漫长的时间放在咖啡馆里。相较之下，咖啡馆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似乎不具备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在华人世界，咖啡馆也有过如公共空间的传播功能或历史。

　　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现代文学》的创办人白先勇曾说，上世纪60年代在台北去咖啡馆是一种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但对于文化艺术圈的人来说，咖啡馆在这一群体中的普及率则大为不同。特别是对于城市中兴起的一批受到现代主义启蒙的文化阶级而言，咖啡馆很自然地介入了他们的生活。文学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咖啡馆的角色转变，随着文学出版事业的专业化，咖啡馆因其空间形式与所能提供的传播功能成为文学生产链的一环，并且分门别类，按照不同属性、不同需求而分类的咖啡馆纷纷出现。

　　哈贝马斯在阐释咖啡馆与公共领域理论的关系时就定义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必定是文学公共领域。那么，咖啡馆一开始作为文学公共领域的前端，到底如何发挥它传播舆论的功能？它又是如何对一个城市里文艺机制的形成产生影响？其实，哈贝马斯所发现并定义的公共领域，刚开始并不是对所有民众和阶层都完全开放的。他所谓“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拥有一定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譬如当时的台北大约600位作家居住在中山堂周围，大量的文化名流及各种文化性机构，包括文学传媒、出版社以及文学性社团群聚之所在。许多咖啡馆也在此开张。那些“拥有一定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群体，便使台北这个战后的新兴城市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充分条件。受到社会各领域趋于专业化的影响，咖啡馆则转变为某一领域群体聚集产生社群的场所，包括以音乐为特色的如“波丽露”、“田园”、“朝风”、“野人”等咖啡馆，以文学为特色的“明星”咖啡馆、“文艺沙龙”、“作家”咖啡屋。而“波丽露”、“田园”、“朝风”、“野人”几家咖啡馆都是因为拥有在当时堪称先进的音响设备闻名。

　　“明星”咖啡馆可视为台湾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标志性咖啡馆。最初由白俄老板开办，之后交给爱好文艺的简锦维夫妇经营，日益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文学杂志如《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和《创世纪》《蓝星》等曾是引领着台湾文学向前迈进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杂志从酝酿到成形，甚至编辑到发行的流水线，大多都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所以，当时的文人泡咖啡馆通常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这一可供思想交流与资讯传播的空间。然而“明星”咖啡馆的兴盛以及今日仍留名于文学界的原因，不得不说拜《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文学刊物所赐，这些刊物的编辑、作家们都将明星咖啡馆视为自己的“编辑室”，各自占据一隅而自得其乐，也并不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