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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美学思想的接受与评价
2015年04月02日 16:06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作者:杜书瀛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一部雅俗共赏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作品,《闲情偶寄》不仅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戏曲理论体系,被奉为“梨园之圭臬”,而且内容丰富驳杂,堪称一座寓含戏曲、诗词、园林、饮食、仪容、服饰、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美学思想殿堂。如果把笠翁美学比作一个由主殿和许多配殿组成的建筑群,那么其主殿无疑是他的戏曲美学,配殿则有诗词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仪容美学、服饰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在其戏曲美学里,笠翁深入论述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导演、角色选择和组合、舞美设计、舞蹈、化妆、道具、声音效果、戏曲欣赏和接受(即今天人们常说的“观众学”)以及戏曲教育等几乎所有美学理论问题。

关键词:闲情偶;戏曲;美学;李笠翁;李渔;陈学山;生活;词曲;著作;园林

作者简介:

  摘 要:《闲情偶寄》作为李渔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三百多年来畅行不衰。《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学识库存和生活积累的凝结,不仅在当时受到名家的广泛认可,也得到世俗社会的热烈推崇。《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和阶级,是因为它寓“庄论”于“闲情”,处处表现着创造性思维。作为一部雅俗共赏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作品,《闲情偶寄》不仅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戏曲理论体系,被奉为“梨园之圭臬”,而且内容丰富驳杂,堪称一座寓含戏曲、诗词、园林、饮食、仪容、服饰、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美学思想殿堂。

  关键词:《闲情偶寄》;美学思想;接受;评价

 

  康熙十一年(1672年),翼圣堂(即芥子园)出版了一部新书,一时间成为文人相见、朋友聚会的谈资——它就是17世纪中叶传奇作家李渔(号笠翁)别开生面的新作《闲情偶寄》。《闲情偶寄》是李笠翁笔耕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李笠翁之所以能在生前、身后受到时代肯定,得到世人青睐,有多部力作给予支撑:一为传奇《笠翁十种曲》,一为小说《无声戏》和《十二楼》,一为百科全书式的奇书《闲情偶寄》,一为诗文集《一家言》。在这些著作中,李笠翁本人对《闲情偶寄》格外看重,甚至认为它是自己一生最得意的著作。

  一、广受名家认可的典范之作

  在《闲情偶寄》面世不久,笠翁曾在《与陈学山少宰》信中说:“渔之识字知书,操觚染翰(执笔作文),且不具论,即以雕虫小技目之,《闲情偶寄》一书,略征其概,不特工巧犹人,且能自我作古。”[1]165他给另一位朋友刘使君的信里也说:“弟从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多束诸高阁而未印……惟《闲情偶寄》一种,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1]215从上述两信中“不特工巧犹人,且能自我作古”和“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的表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这部新书十分满意。

  笠翁在给韩子蘧的信中,还曾讲过他与顾梁汾之间有关《闲情偶寄》的一个故事:

  昨梁老(即顾梁汾)向弟云:“迩来多恶抱,昨得快书一种,才读数卷,不觉沉郁顿开。”弟问何书,答曰:“即尊著《闲情偶寄》也。”弟问何处购来,答曰:“穷途焉得买书钱,不过向书船借读耳。”[1]219~220

  这个故事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闲情偶寄》的“书船借读”——当一部书到了在书摊或书船上租借阅读的时候,可以想见它当时流行和受热捧的程度。二是赞扬《闲情偶寄》乃“快书一种,才读数卷,不觉沉郁顿开”的不是一般人,而是顾梁汾。

  顾梁汾是晚明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的曾孙,而顾氏家族是无锡的名门望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又具有高风亮节的门风。顾梁汾少时就与江南名士如太仓吴伟业,宜兴陈维崧,无锡严绳孙、秦松龄等人交往,并加入他们的慎交社,“飞觞赋诗,才气横溢”,在吴中影响甚大,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词家三绝”。按说这样一个有名望的诗人和学者,不会落到“穷途焉得买书钱,不过向书船借读耳”的地步,此言不过是顾梁汾在笠翁面前调侃而已,能够得到顾梁汾这样的名家如此赞赏,笠翁自然非常受用。由顾梁汾的赞赏,亦可见当时社会名流和知识界对《闲情偶寄》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笠翁自己看重《闲情偶寄》,当然也非常在意别人对这部书的评价。他的朋友陈学山听说笠翁撰写《闲情偶寄》的时候,就寄寓很高期望,坚信笠翁“当别开词峡,驱使五丁,必不以旧凿山川供人陟览”。《闲情偶寄》一出版,陈学山很快读了这部书,评价它“境辟而愈奇,事纤而悉雅,较之镂刻绘影,更进一筹”,而且赞扬笠翁“惜宝不自珍,鸡林广布,不得使某私为论衡”——把自己一辈子的宝贵心得和独创运思公之于世,与人分享,乃功德无量之事。陈学山的称许,也使笠翁大为激动,感叹道:“噫!李子一生著书千卷,苟非妒妇之口,无不嗜以为痂。有能以数语括其生平,使前后灾梨之书,不能遁形于数十字之外,如陈学山先生乎!一人知己,死而无憾。渔朝闻是言,夕死可矣!昔人有言,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陈学山又是何许人,值得笠翁如此看重?陈学山,名敱永,号雝期,浙江海宁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居少宰。陈学山得《闲情偶寄》,赞不绝口;笠翁也把陈学山视为能够深刻理解自己著作的知己,而自比“愿为知己者死”的古代义士。笠翁对陈学山颇为自负地说:“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1]165

  《闲情偶寄》卷首有两篇《序言》,分别是笠翁的两位好友余澹心和尤展成所写。《序言》是笠翁与余澹心、尤展成友谊的见证,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和朋友之爱。它们绝非哥们儿之间的虚夸吹捧,而是学者之间的严肃评骘,有作序者对笠翁其人和《闲情偶寄》的深刻理解和真知灼见。余澹心序曰:“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则诪张伪幻狯獝之辞,其切于男女饮食日用平常者,盖已希矣。余读李子笠翁《闲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闲情赋》,其间为领、为带、为席、为履、为黛、为泽、为影、为烛、为扇、为桐,缠绵婉娈,聊一寄其闲情,而万虑之存,八表之憩,即于此可类推焉。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接着,余澹心为李笠翁作了有力的辩护,他例举谢玄、白居易、韩愈、苏轼等历史名人事迹之后说:“故古今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绝俗之情,磊落嵚崎之韵,如文靖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细品余序,绝非“哥们儿”之间不着边际的好话,而是说出了许多为文的真道理。譬如,余澹心突出“人情”对作文的重要性,就是至理名言。“情”是为文的根本,无情即无文。文章之所以感人,全在有真情。余澹心之所以突出“人情”,也是他从自己创作实践中得来。余澹心的名篇《板桥杂记》中,他以亲身经历所记述的秦淮妓女和名士的故事,那些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常常使三百年后的今人为之潸然泪下[2]。

  余澹心,名怀,字澹心,号广霞山人,寒铁道人,壶山外史,晚号曼翁,鬘持老人。他原籍福建莆田,长期寓居南京。少年颖悟异人,家学既富,书藏万卷,才名亦高。李笠翁同余澹心亲密交往,应该在移居南京时期。澹心乃笠翁主要评家,曾为笠翁《论古》《闲情偶寄》作序写评,诗文集亦有其眉评。澹心又系李家班女戏之顾曲周郎。笠翁在《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鞋袜”款后,附有余澹心《妇人鞋袜辨》一文,《尺牍初征》《四六初征》均收澹心文章。尤其要说的是,康熙十年(1671年)在姑苏期间或刚刚离开姑苏之后,笠翁曾有《与余澹心五札》直接涉及《闲情偶寄》的书信,其二云:“拙稿(按:即指已写好的《闲情偶寄》的部分稿子)已赐斧斤者,乞发来授梓。”第三札又说:“新歌润笔,敬闻命矣,只具折简而不定时日者,欲俟评序到手,借此为有挟之求耳。”以此,可知当笠翁在姑苏时,正加紧撰写《闲情偶寄》,请余澹心加评,然后刻印。第五札又云:“新书又成一小册,再赐佳评。但此册专言女妆,恐非莽男儿所能评骘,当以嫂夫人为大总裁。”这是指《闲情偶寄》的《声容部》“选姿第一”“修容第二”,其中谈女妆部分,笠翁拜请澹心夫人校阅。笠翁与澹心一家亲密程度,超出一般。

  《闲情偶寄》的另一位作序者尤展成,同李笠翁和余澹心都是好朋友。尤展成,名侗,别字悔庵,又曰艮斋,晚自号西堂老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预修《明史》,阅三年乞归,倘佯林下二十余年,称东南老宿,著作甚富,而其所著《钧天乐》传奇,尤为笠翁称道。尤展成乃笠翁在苏州的好友,两人互校书稿,尤展成为《闲情偶寄》《论古》《名词选胜》作序,为笠翁诗文集写眉评;笠翁则为尤展成校雠《钧天乐》传奇。笠翁《复尤展成五札》曰:“阅时贤剧稿,不下百余部,未尝见一元人,今始遇之。”尤展成为《闲情偶寄》作序,极力称赞:“乃笠翁不徒托诸空言,遂已演为本事。家居长干,山楼水阁,药栏花砌辄引人著胜地。薄游吴市,集名优数辈,度其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劳,美其报焉。人生百年,为乐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仆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穆睹《钧天》之乐,赵武听孟姚之歌,非不醉心,仿佛梦中而已矣。”两人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多于一般。

  三人中以李笠翁年最长,他比尤展成大七岁,比余澹心大五岁。李笠翁、余澹心、尤展成虽是密友,但三人又有某些不同:笠翁、澹心是布衣,作为明之遗民,其思想倾向也有某些不完全合于清代统治者的“异调”;而尤侗是诸生,入清。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又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并且受到顺治帝和康熙帝赏识。故而尤氏思想更趋内敛一些,而余澹心、李笠翁虽然也不得不对清统治者说了许多“顺耳”之言,但也常有“出格”之处,这一点在余澹心充满遗民情结的《板桥杂记》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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