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的两部散文《国企变法录》和《暂住中国》，笔锋锐利，直刺两个在现代化运动中“异峰突起”的问题——国企变革、暂住现象，并以在场叙事证明：现代性运动在中国远未结束，中国还处在巨大的转型阵痛期。这个结论并非故作矫情，更非空穴来风，是作者或重返历史现场，或介入当下现实，或亲历事件本身，实施“在场”勘探，深入思辨的结果。

　　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国企改革，可以说牵动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体系。暂住，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大学生，梦想改变贫穷命运的乡村青壮年，或“暂住”城市，或“暂住”城市和他乡而不可得，为讨生计，四处漂泊，构成当代中国的“流动大军”。就这样，“国企”和“暂住”，在周闻道所倡导的以“在场主义”命名的散文那里，成为观察中国的两个坐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在工人和农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命运咏叹里，这两部书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阔景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迈向现代化途中的艰难“现场”。

　　但是，“全景”和“现场”，必须依靠实在世界的饱满细节支撑。过去许多写此类宏大叙事的作品，大都是居高临下，把细节作为佐证。周闻道却反其道行之，以在场和细节，呈现叙述的力量。《国企变法录》浓墨重彩、大写特写的那些国营企业的“变法”，诸如大型军工企业电子厂的破产重组，芒硝厂、肉联厂、棉纺厂、机械厂的改制等，都发生在作家所在的辖区和担任经贸委主任的八年任期内，都是作家亲力亲为，都曾触动过作家的每一根易感的神经。《暂住中国》的事件，虽然大都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越出了作家居住的眉山市，但其个案不是发生在作家身边的亲人身上，比如“被二套房”的暂住户堂侄、深陷自主创业罗网的何琪，就是作家对于当事人采访的“笔录”，或者来自权威报刊的可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