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经典读本系列”，我读了其中由孙郁编著的《当代文学经典读本》。这套“读本系列”的初衷在于“名家选名篇读经典”，突出的是名家、名篇和经典，但在我看来，其中的“选”与“读”二字实则更为关键。以这册《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为例，孙郁的“选”法就实为独特，此书开篇便选台静农的散文《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随后又节选孙犁的散文《书衣文录》，其三选张爱玲的散文《忆胡适之》，其四选张中行的散文《故园人影》。仅这四篇，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当代文学作品的这种编法，我还是初次见识。但细读之后，似乎发现其中的玄奥之处。其实，孙郁选台静农，用意则在鲁迅与陈独秀，台静农此文写陈独秀，其人乃是新文学的急先锋，而台本人则与鲁迅深有交往；再如第二篇散文《书衣文录》，此乃孙犁晚年的经典篇章，洗尽铅华，沉郁老辣，但细读发现，此处节选章节均与鲁迅有关，孙犁拜服鲁迅，所读书目也多与鲁迅有关；第三篇选张爱玲的忆旧散文，还在于其中所写的胡适之，此乃新文学的又一开山健将；第四篇选张中行的散文，则不难想到新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周作人。由这四篇散文，可以看到选家的用意其实关乎“五四”，从陈独秀、胡适到周氏兄弟和张爱玲，此读本开篇便向“五四”经典致敬，其深远幽微之心不能不令人细细体味。

　　编选此书的深情用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显然的。诸如首篇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发表于1990年的台湾《联合报》，而第二篇孙犁的《书衣文录》则于“文革”中后期陆续写成，第三篇张爱玲的《忆胡适之》则于1968年在香港《明报》发表，如此看来，孙先生并非是按照作品问世的时间来排列的；再如开篇第一章的台静农，出生于1903年，随后的孙犁出生于1913年，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那么再如此来看，这样的作家序列也并非是按照出生时间来编排的。按照常规的分析判断，似乎也足以坐实我对于这条“五四”文脉的猜测，也就是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再到周作人和张爱玲，这条隐形的脉络是孙郁对于当代文学审视的一个独特标尺，而他编选这册《读本》的思路由此才会逐渐地清晰起来。如此更不难理解，在孙郁的这册《读本》之中，1949年后的所谓“十七年”文学经典则无一选录，除去开篇的这四篇略显旧派的文章，他则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视野，诸如张承志的散文、北岛和舒婷的诗歌，以及汪曾祺、王蒙、阿城、刘震云、铁凝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他们均惊艳于文学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