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提出要坚持文化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主流思想之一部分。为了促进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本报特发表这篇访谈。

　　——编 者

　　西学只是我研究中国问题的背景

　　余三定：您一向以西学研究著称，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却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到中学的学术转向， 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王岳川：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转向或位移，而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有所谓的转向，也只是针对各个时期问题的不同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学界同仁说我以西学著称，是因为我差不多研究了近20年西学，但我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等，即所谓的从西学转入中国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不过是我真正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故而我研究西学，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将其作为一辈子研究的终极归宿。从西学转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自然生发出来的必然趋势，我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所以我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还是回到王国维的这句话：“学问无古今，无中西”，全在于学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它们。故而，我认为，中西之间要区分，但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分成两半，中中有西，西中有中，中国曾经影响过西方，中东曾经影响过古希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互相影响呢？我不相信一个目无“天下”的学者能够把学术变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学问只是为稻粱谋的学问。“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则应是新世纪学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坚信：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只能是“互体互用”，使民族主义和冷战立场让位于人类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动，使东西方消除文化误读，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共同关心和构筑的远景，那就是我的终极向往——“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余三定：我注意到，您已经超越单纯的文艺学领域而进入到多个重要人文领域，应该称您为“人文学者”。而且我以为，称您为“人文学者”，不仅是说您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更重要的是说您具有人文情怀。您能对您的治学历程进行简略介绍吗？

　　王岳川：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质上是领悟自身、穿透自身，不为世俗生活表面现象所左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感悟。我认为，人文之识就是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四个维度：难度、精度、高度、深度。没有这些“度”，就不会获得认识、眼光、胆识、超越，也不会获得自省。“通”就是通中西、通古今、通史实、通门类。这才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识。